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经过数月浴血奋战，终于在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纪念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经财政部呈请，孙中山批准，财政部南京造币总厂（以下简称“南京造币厂”）于当年5月份开铸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此举开了民国纪念银币铸造之先河，之后陆续有数个造币厂铸造开国纪念银币。民国成立之初，由于档案制度不够完善，亦或是部分文档资料毁于动乱及战火中，一些早期的铸币活动现在已无档可查，致使泉界对部分早期开国纪念银币的铸造情况有不同的声音，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梳理了一下，这些疑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孙中山像二角开国纪念银币（以下简称“孙像二角银币”）的初铸时间，二是孙中山像下五星版一元银币（以下简称“孙像下五星银币”）的停铸时间，三是黎元洪像带帽版开国纪念银币（以下简称“黎像带帽银币”）是否系臆造品，如果不是，系哪个造币厂铸造，铸于何时。针对上述几个方面，个人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孙像二角银币的初铸时间

目前泉界普遍认为孙像二角银币的初铸时间是民国元年8月。其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南京分厂(原财政部南京造币总厂，笔者注)民国四年报告书。该报告书载：“四月……铸纪念铜币，镂五谷纹，记以开国字样，五月铸纪念银币，成。八月续铸二角纪念新币，二角金币。以二角银币一千枚，金币十枚呈财政部”[i]。笔者以为，该报告书“五月铸纪念银币，成”中的“纪念银币”，不单单是指主币。从后文“八月续铸二角纪念新币”知，五月铸造的纪念银币中含有二角币，否则不会用“续铸”二字。

《中国钱币》杂志2007年第1期刊登了孙浩先生所著“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手稿中的民国初年金银纪念币”一文。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手稿中有如下内容：“孙像二角银纪念币，大小成色重量，如二角通行币，面孙总理五分面，露顶及颈像，面向左，四面围绕以中华民国诞生纪念英文，背中星旗五色旗交叉，上中华民国四字，下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花各一朵，面背皆轮齿纹狭边。民国元年，南京造币厂铸，初铸三百枚，后有增者，数无考……既铸二角银纪念币，同时复铸一元者，成色重量，皆与一元通行币同，面中孙总理五分面，露顶及胸，便服像，面向左，上中华民国四字，下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五瓣梅花各一枝，……背，中壹圆二字，而辅以嘉禾，各一枝，每一枝一穗三叶，……上英文中华民国，两端隔以两星，下英文一元，面背皆轮齿纹狭边，旋以背英文，无开国纪念意，别增改重铸，面像仍旧”。由文中“既铸二角银纪念币，同时复铸一元者”知，孙像二角银币首铸于孙像下五星银币之前。孙像下五星银币铸于民国元年5月，所以孙像二角银币亦当始铸于民国元年5月。手稿中“后有增者”，应当就是指8月续铸孙像二角银币的事实，此与财政部南京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遥相呼应，进一步证明笔者对该报告书的诠释是正确的。

笔者注意到孙像二角银币正面周边英文是“开国纪念（中华民国诞生纪念）”，而孙像下五星银币背面周圈上的英文是“中华民国”。正是因为孙像下五星银币背面英文没有开国纪念之意，与正面汉字“开国纪念”不符，没能正确表达当时铸币的意义，才会有后面的孙像上五星、六角星银币。依照发现错误、改正错误的逻辑思维关系推理，孙像二角银币应当铸于孙像下五星银币之后。但是，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就不那么简单。比较图一和图二，不难发现孙像二角银币与孙像下五星银币设计风格迥异，字体差异较大，可以判定不是同一个人所为。不同的人在同一件事上，一个出错，一个不出错，是很正常的事。不妨设想当时两种钢模付诸铸币，铸造完毕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两种银币的汉字一样，但是英文却不一样，仔细观察才发现了问题，之后向有关当局反应，再之后问题得了到纠正。由于黎元洪免冠开国纪念银币仍然沿袭了孙像下五星银币的错误，有理由认为，至1916年，上述问题可能还未被发现，至少是未被重视或是未被纠正。

受到一定的局限，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手稿并非白璧无瑕，亦存在瑕疵，我们应当区别对待，正确引用。民国十四年李伯琦才供职南京造币厂，未能亲身经历孙像二角银币及孙像下五星银币的铸造过程。但是他能接触到造币厂的相关文档资料。手稿中凡是叙述详尽、语气肯定的内容，应该视作其依据文档资料写的，这部分内容应当不会有错。对于含混不清或是依据个人判断所写的那部分内容，就很难言对错了。因为他没见过的文档，不等于造币厂没有。时过多年，造币厂积累文档甚多，也可能是他没有查到。该手稿对初铸的孙像二角银币刻画细致入微，甚至说出了具体铸造数量，显然是依据了造币厂的文档资料，相关的叙述应当可信。

“八月续铸二角纪念新币”中的“新币”该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应该解读为民国版货币，而不能简单地解读成首次铸造的新币或是在原版基础上更换的新版币。理由有三：其一，民国成立初期，各造币厂继续铸造前清货币，当时为了与前清版的旧币区分，同时也是为了体现一个新的时代，民国版货币亦称为“新币”，此说法在当时比较流行；这里的“新币”更多意义上是做民国货币或新时代货币讲，而不是特指首铸币；有时为了强调“新币”的时代特色，也有称作“民国新币”的，民国早期的货币文档中经常有此称谓。其二，虽然“新币”也可以做初铸（初印）的货币解释，但是具体到财政部南京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却不通，因为“续铸”和初铸本身就已经矛盾，逻辑上不通，续铸的币不可能是首次铸造的新币。如果“报告书”中的二角币确系首铸，那就该写作“八月铸二角纪念银币”；这样写言简意赅，添上一个“续”字，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其三，新币有时也指新版币，这种“新版”是指同一性质的币更换新的版式。由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手稿中对初铸的孙像二角银币的描述知，与现在存世的孙像二角银币（如图一）版式无异。图一所列币品相上佳，但是在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上仅以10,080元成交。由存世量分析，该种版式的孙像二角银币当年铸造量绝对在十万枚以上。依据该手稿，孙像二角银币初铸仅三百枚，也就是说，目前存世的孙像二角银币不可能都是初铸币，绝大多数应当是民国元年8月份铸造的。即5月铸造的孙像二角银币与8月铸造的版式相同，这就排除了前文“新币”是“新版币”的说法。由于初铸仅三百枚，估计系样币。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⒈孙像二角银币的初铸时间是1912年5月，且铸于孙像下五星银币之前。

⒉1912年5月铸造了三百枚，8月续铸了十万枚以上。

二、关于孙像下五星银币的停铸时间

1912年3月9日，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呈文孙中山，请求鼓铸纪念币，为此孙中山当日发布了大总统令：“据该部呈称：‘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迩，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请将花纹酌定颁发，分令各省造币厂鼓铸，以资遵守’等情，前来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一节，应准照行。其余通用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此令。”[ii]直至当年5月，南京造币厂才开始铸造孙像下五星银币（如图二）。该币系笔者1998年夏天以150元购自蒙阴县山区一老者手中。

关于孙像下五星银币停铸的时间，目前泉界没有统一的说法。只是笼统地说铸造时间不长。多数人都将财政部南京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中的“五月铸纪念银币，成”，解读为5月成功开铸纪念币。钱屿先生在《中国钱币》2009年第1期《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戴帽版确系臆造币》一文中说：“即该年五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正式成功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元。1913年1月，因银元市价低落，南京财政部造币总厂停铸银元”。钱先生亦作如是解。另外，依照钱先生的意思，孙像下五星银币像是1913年1月1日才停铸，最起码钱先生认为其停铸下线是1913年1月1日。笔者不敢苟同此说法，以为将“五月铸纪念银币，成”解读为“5月铸纪念币，并完成”更为合理，更符合汉字的本意。

依据原大总统令，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铸量当在一千万元。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原大总统令，以南京造币厂当时的铸造能力，确实须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远未铸足一千万元。目前泉界公认的孙像下五星银币铸量约为十万枚。为什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铸造那么少就停铸了？估计自民国元年4月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以后，北洋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原来的计划铸量，只是象征性地铸造一些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以安抚南方革命势力。据《南京金融志》载，南京造币厂民国元年共铸造主币23,803,009枚。平均每月铸造近二百万枚。以此铸币能力推算，区区十万枚孙像下五星银币，如果开足马力，一天半就能完成。如果黎像带帽银币的铸量是四十七万多枚，那么孙像下五星银币的铸量则可能达到六十万枚，就是以这个量估算，南京造币厂有十天就能铸完。以上分析说明，将“五月铸纪念银币，成”解读为“5月铸纪念币，并完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孙像下五星银币停铸的时间是民国元年5月。

三、黎像带帽银币是否系臆造品，如果不是，系哪个造币厂铸造，铸于何时

1916年12月20日，武昌造币厂开铸黎元洪像免冠开国纪念银币，泉界对此无异议。但是，对于黎像带帽银币（如图三，该币在嘉德2010年秋拍中以39,200元成交）的身份却争议颇大。近些年，《中国钱币》杂志及一些地方钱币杂志陆续刊登了相关的探讨文章。多数人认为黎像带帽银币系湖北造币厂（正确的称谓是武昌造币厂）铸造。持此观点的代表当属岑凯杰先生。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黎像带帽银币系臆造品。持此观点的代表是钱屿先生。笔者仔细阅读了他们的文章，现将他们的论据分别归纳如下：

岑先生的主要依据是：⒈《财政部卷》。该卷有如下内容：鄂厂自民国元年十月后，已一律改为民国纪念新币，该厂自当年11月11日开铸新币至12月15日止，共铸新币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元。岑先生认为这些新币就是黎像带帽银币。⒉1919年10月英文《北华捷报》（Narth-China herald）。该报曾报道黎像带帽银币发行之事。⒊罗斯的《中华民国钱币》（即钱先生所说的《民国铸币》）。该文收录了二枚黎像带帽银币，并言明是武昌铸造。⒋武昌造币厂厂长荣康赠送罗斯珍罕的开国纪念五文铜币。此说明罗斯与武昌造币厂有直接接触。笔者基本赞同岑先生的结论。但是不完全认可其论证过程。

钱屿先生的主要依据则是民国元年3月9日孙中山批复财政部的大总统令。钱先生认为，依据“大总统令”只有大总统像才可铸行纪念银币壹元。1916年黎元洪任总统之前仅是副总统，湖北造币厂无法遵循“大总统令”合法铸行黎元洪像纪念币。同时以黎像带帽银币中的肖像身着辛亥革命期间武昌民军沿用的晚清新军常服，而不是大总统常服，排除了其铸于总统任上的可能。故断定其为臆造品。钱先生的推理无可挑剔。但是，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有二个前提：一是正确解读“大总统令”，二是各省严格执行“大总统令”。

先不说北洋政府一直敌视南方革命势力，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后，其“大总统令”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单就“大总统令”前半段财政部原呈文“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这句话来说，财政部拟鼓铸的纪念币不仅仅是一千万元，只是拟将其中的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一节，应准照行”一语，应视作仅对该提案的一个批复。也就是说，总统令的前半段是针对个案，并未规定所有纪念币都必须刊大总统肖像。这就好比总统对一个政治犯下达了特赦令，不等于赦免所有政治犯。因此，武昌造币厂当年铸造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亦无不可，这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

钱先生一直强调那个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大总统令”中明确规定了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可后来实际铸造时却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该总统令后半段“其余通用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此令”，是对所有通用新币式样做的约束性很强的规定。下面看看当时实际执行的情况：四川醒狮银币、铜币（铸于1912年），军政府造“四川银币”、“四川铜币”（铸于1912-1914年），新疆民国元年饷银一两，新疆壬子双旗铜元（铸于1912年），中华民国新疆通宝（铸于1912年），新疆喀什造中华民国铜币（铸于1912年），新疆阿造民国双旗铜币（铸于1914年），民国八年广西壹仙铜币等，都没有铸上“五谷模型”。更有甚者，军政府造“湖北铜币”(铸于1912-1919年)，湖南九星铜元（铸于1912年），安徽九星十文开国纪念币（铸于1912年），广东银毫（铸于1912-1929年）、仙版铜元（铸于1912-1918年），福建马尾兵工厂造的 “中华元宝”民国纪念银币（铸于1912年），福建官局造的银毫（铸于1912-1913年），福建银币厂造的 “中华元宝”银币（铸于1913年），福建铜币厂造的“中华元宝”（铸于1913年），江西壬子大汉铜币（铸于1912年）、民国壬子江西铜币（铸于1912-1919年）等，这些南方革命势力活跃的省份的铸币也没有铸上“五谷模型”。当时不执行“大总统令”的省份比比皆是，“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由此可见一斑。仅仅依据“大总统令”否定黎像带帽银币的存在，显然站不住脚。

笔者认为黎像带帽银币确系武昌造币厂1912年秋天铸造。理由如下：

⒈黎元洪是武汉黄陂人，当时身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可以说在湖北拥有绝对的声望和权势，连袁世凯都顾忌其三分。武昌造币厂为迎合黎元洪而铸造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是情理中的事。

⒉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手稿中有如下记载：“但像改刻亦未佳，与孙像币皆本厂华员所雕，技均劣呀。黎像币亦两种，前有军帽者，因铸数少，世所珍。” 另外，孙浩对其所录的“手稿”作了补述，云尚有“湖北造币厂发行黎元洪肖像之开国纪念币，初期为戴军帽者……”等意之语。说明南京造币厂当年曾为武昌造币厂刻过黎像带帽银币钢模，并且武昌造币厂发行过黎像带帽银币。南京造币厂当时全称是财政部南京造币总厂，武昌造币厂是分厂，总厂为分厂雕刻钢模实属正常。对比黎元洪身着新军常服的照片与图三，“但像改刻亦未佳”确为的评。从孙像下五星银币与黎元洪开国纪念银币的设计风格相近，以及所出现的错误一样，知手稿所言不谬。

⒊根据岑先生引用的《财政部卷》1027/642记载：“……㈡鄂厂自归前度支部办理后，所有各项银角暨当五铜元并一文制钱均未铸造，应免列注。……㈤表载银铜两币均系就前清花纹印铸。自本年（系指民国元年，笔者注）十月后，已一律改为民国纪念新币，理合等明。”[iii] 该卷1027/640记载：“查分厂自十一月十一日开铸新币，……谨将自十一月十一日开铸新币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各项总数开请钧鉴计开：厂铸新币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元。”[iv]笔者认同岑先生的观点，即此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元新币就是黎像带帽银币。不过，岑先生仅仅以铸造此新币时孙中山已不是大总统为由，排除上述新币是孙中山像银币的理由不够充分。因为孙像下五星银币及二角银币也是铸于孙中山卸任总统之后。1912年2月，南北和议成功后，黎元洪开始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并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8月16日，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可见黎元洪是敌视南方革命势力的。孙中山是南方革命势力的代表，卸任临时大总统数月后，黎元洪不大可能允许自己辖区内的造币厂铸造孙中山像纪念币。因此可以排除上述新币是孙中山像纪念币。根据现有资料看，民国元年，武昌造币厂除了铸造过部分民国版铜元外，未发现铸过其他民国银币。结合前面⒈和⒉的分析，可以认定这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元新币就是黎像带帽银币。由于没有资料显示武昌造币厂之后继续铸造“新币”，因此黎像带帽银币铸量可能仅此而已。

⒋据孙浩引用的1919年10月英文《北华捷报》（Narth-China herald）载：黎像戴帽币于民国元年秋发行，在配送3000枚新币到汉口的银行后，发现有英文错版，将OF误成OE，管理当局立即用錾刀将多出部份铲除，而此时已有300多枚流入市面，无法追回[v]。岑先生在《中国钱币》2007第1期的文中亦曾引用此文。文中所说的黎像戴帽币的发行时间，与《财政部卷》中“新币”的铸造时间十分吻合。这不会仅仅是个巧合。钱先生在《中国钱币》2009年第1期反驳岑先生的文中也引用了《北华捷报》。钱先生引用的是1919年10月25日读者S.C.致“北华每日新闻”编辑的来信。信中云：“……回到原来黎元洪银元错版话题，我被告知最初铸造的3,000枚被从武昌送到在汉口的银行……”。对比孙先生与钱先生引用的《北华捷报》一文看，显然他们引用的不是同一篇文章。孙先生引用的是原报道，钱先生引用的是对原报道消息来源的解释。依据解释看，《北华捷报》是根据传说报道上述事件的。但是，传说不一定都不对。无风不起浪，既然有那种传说，不能完全肯定那就是空穴来风。

⒌出版于1924年冯耿光著的《古今泉币拓本》中录有黎像带帽银币一枚。罗斯（Ciuseppe Ros）1917年发表的论文《民国铸币》中收录了二枚黎像带帽银币。据该文说：“在武昌铸造了6-8号，用一个叫朱子芳的雕刻的钢模。关于发行的币的数量详细细节无法获得。”文中说的6号与7号就是黎像带帽银币。冯耿光曾就职于中国银行，罗斯是那个时期的硬币收藏大家，他们不会都不懂鉴别吧。这两个例证说明黎像带帽银币实物当时就已经存在。另外岑先生依据武昌造币厂厂长荣康赠送罗斯珍罕的开国纪念五文铜币，说明罗斯与武昌造币厂有直接接触，正确了解并判断戴帽版的真伪身份应无大碍。此判断非常合理。要不然，罗斯怎么会知道黎元洪开国纪念币钢模雕刻者的姓名。由《民国铸币》仅知黎元洪开国纪念币钢模系朱子芳雕刻，结合李伯琦的《中国纪念币考》手稿，应该判定朱子芳系南京造币厂员工，至少曾经供职于南京造币厂。

上述⒈说明了有铸造黎像带帽银币的动机；⒉说明了铸造计划开始实施；⒊说明了铸造计划得到落实；⒋算是⒊的一个旁证；⒌是⒊的结果。这一证据链足以证明黎像带帽银币确系武昌造币厂1912年秋铸造。黎像带帽银币的身份至此算是有了定论。

辛亥革命大潮离我们渐行渐远，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过去了，但是笼罩在那个时代上的一些铸币迷雾并未随风散去。今天，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拨开迷雾，还原那一历史时期铸币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