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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由北宋钱荒引发的纸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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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宋钱荒引发的纸币变革  发帖心情 Post By:2015/11/30 16:42:00

  中国古代除了以海贝、金属、皮帛为货币外,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从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到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至明朝的“大明宝钞”,以及清代的“顺治钞贯”等就足以说明。昌文偃武后的北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周边各国互市的贸易往来增多,以沉甸甸的现钱交易不便,由此产生了铺户以及后来的钱庄、票房,即:银行的前身。将钱存于柜坊以换取相应等值的信用票据,是为了便于携带和大宗买卖的流通。当时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数十个国家,进出口货物在四百种以上。进口货物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之类,而出口货物则以丝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器皿等为主。
  南北两宋时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法定货币有铜、铁钱、纸币和白银这四种形态。史载,太宗初年“铜钱已竭”,随着采矿业的势微,铸币材料中铜、铁、铅、锡锐减,陡然造成了铸钱业的衰落,加之公私贮钱和钱币的大量外流。北宋中后期市面钱荒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究其缘由皆因:(一)宋代商品贸易活动频繁,货币需求量骤增,造成在流通中的钱币数量的不足;(二)朝廷赋税征收货币并加以储藏,减少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致使留存于民间的货币减少;(三)储藏货币而以备不时之需的盛行,使得大量货币退出了流通领域;(四)铜钱的大量外流,导致了宋境钱币流通量锐减,加重并造成了钱荒。
  宋廷为了防止更多的铜、铁钱外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首先是鼓铸铁钱,设置铁钱区。并先后在河东晋州(今山西临汾市)、泽州(今山西晋城)铸铁小平钱及当十大铁钱,甚至还在南方铸铁钱输陕以充边费,铁钱流通区域遂扩大至陕西、河东地区。至南宋,基于财政上的需要和防止铜钱流入北方,在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
  北宋时期年铸币量最高达570万贯,平常年份一般均维持在100至300万贯。宋代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所造海舶载重量可达三百吨。此时,因指南针已被广泛应用于航海,并有记载海路的专著——《针经》。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此时每年流入海外的铜钱约10至20万贯,相当于南宋年间铸币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铸币外流,势必会加剧北宋钱荒的形成,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高宗南渡时因“岁铸钱才八万缗,今岁始倍。盖铜铁铅锡之人,视旧才二十之一(旧一千三百二十万,今七十余万斤),所铸钱视旧亦才二十之一尔!”
  太祖建宋之初,由于“沿边纵弛,不复检察”。太宗即位后,重申钱禁之法,然而,铜钱外流问题却日趋严重。庆历二年(1041年)负责权三司的叶清臣就曾直言当时情况:“朝廷务怀来四夷,通缘边互市。而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钱币外流的渠道主要是双边互市,因此,才会出现宋人张方平所言“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的局面。就北宋出现钱荒的景况而言,除了王安石变法后有所松弛外,其余时间都是严禁铜钱外流的,但是,这种外流现象却一直存在。尤其是日本、朝鲜、东南亚与西亚诸国,对来自中国通行货币的需求量更是有增无减。
  论及宋钱外流他国的基本状况,学界多以辽为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1089年)苏辙在出使与宋朝接壤的辽国时,在其所见的奏章中有曰:“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使本朝钱。”另外,宋哲宗绍圣元年(辽大安十年,1094年),朝廷委派供备使郑价出使契丹,见到“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著名法则。由于金国发行的宝钞与铜钱这两种货币并行,而虚值的宝钞与足值的铜钱相比较,自然就属劣币之列。其穷兵黩武而屡犯中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通货膨胀而日趋严重,这无疑导致了有钱人家为保护财产而藏匿铜钱,且这一现象愈演愈烈,致使流通中的铜钱锐减,宝钞就更难以兑现。为了平抑流通领域中的这种恶性循环,金章宗于明昌五年、承安三年分别两次颁布限钱令,即:超过限额的铜钱必须易物留存,否则没收入官。金宣宗还于贞祐三年明确昭令废除铜钱,至此,埋在地下的钱币根本就用不着再挖出来使用了。元代因强制发行纸质“宝钞”,对金属铸币严格限制,存世至今的铜钱数量可谓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长期在与东方国际经济的贸易中,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宋代亦然。故,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皆以宋钱作为本国的硬通货,而西夏对宋廷金属铸币更是有着严重的依赖性。以两宋铜钱为核心货币体系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辐射性和向心力,亦是北宋同其他民族政权加强“互市”经济联系的一种体现。至南宋时期尤为加剧,因“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
  除了辽、金、西夏外,从日本、西亚诸国,甚至远到非洲的许多国家,由于贸易的发展而需要货币,但却苦于采矿、冶炼、铸钱等技术方面的困难,暂时又不能大量生产铜钱,从与中国商品易中的输出就成为这些国家货币的主要来源。宋廷在与西夏的商品互市中,主要以铜钱作支付手段来进行交易,虽然,游牧民族以物易物的传统对货币的需求量有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社会生产与生活器具的制造都离不开铜、铁,尤其是西夏与宋交战频繁,对武器需求量极大,制作兵器又非铜、铁不可,更需仰仗在与宋互市交易中的钱币输入并回炉重铸。所以,一直以来在宋、辽、金、西夏之间,都存在输入与销毁而并行不悖。
  “互市”是对中外贸易船舶交易的通称;唐代最早设有“市舶使”,即:我国设置专管海外贸易的官职。明初只许外国使节所乘船舶(当时名“贡舶”)驶入,准其附带商货,对本国商船则严禁出海,至清代“市舶”专指外国来华的商船;而“市舶司”则是官署衙名,乃是朝廷设置的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对外贸易。由于“招徕远人,埠通贺贿”,因此,南宋高宗时期曾立法称“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特对在互市中能招徕商舶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在福建、广东沿海的泉州、广州等地,因是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还建有“蕃坊”以供外商居住,并对其生活习惯、风俗、法律,以及宗教信仰等均予以尊重。宋朝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业热切,主要在于其税收能够快速地扩张财政。而“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自宋、元、明三朝海上贸易的繁荣。
  北宋中期,市舶收入是朝廷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每年可达四十二万缗左右。为了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长途贸易。于是,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通商。当然,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致使宋钱不可避免地大量外流,而国内发生严重的钱荒。所谓“钱荒”,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不能满足商品交易之需,以致“钱重物轻,为弊颇甚”所产生的货币短缺,至北宋末期钱荒问题更加凸显。
  南宋初期因统治危机深重,每岁不过一千万缗,而仅市舶收入即达一百五十万缗,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南宋政权的财政,发达的“市舶”让朝廷税收而获利颇丰。对此,南宋高宗曾深有体会地说:“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在跨地域贸易的刺激下,各种商业行为及对外贸易频繁,加之当时朝廷宽松的开放政策,使得商品交易行为更加繁荣,新兴市民阶级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对货币流通需求量的增大。由于在货币行用方面造成了隔离带割据的格局,致使金属货币在市场的流通中不足,为了解决各地在商品交易的互市中,因需大量流通现金而不便携带的这个短板,坊间随后发行了一种买卖双方可以异地兑换的有价证券,各地柜坊也就由此应运而生。这种创新的市场机制,在逐步完善民间商品交易中由于注重并强调诚信,有助于商人之间的完全交易,减少了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使得金融机构因能适应市场,并创造出了更大的经济利润。
  “交子”被认为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发行于北宋仁宗时期的四川成都。据《宋史?食货志》所载“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北宋初年,成都就已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铺户。当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后,由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之金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券面上,再交于存款人。这种填写有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而存款人提在取现金时,每贯只须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3%的保管费)即可。但是,此时的“交子”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仍属于民间发行的“私交”,尚未取得官方的支持与认可。
  商人之间在大额交易中为避免因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以变现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日渐增多,在反复流通的实施过程中,这才使得“交子”逐渐形成一定格式并具备了信用货币的资质。不过,此时的“交子”还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凭据,而非现实的货币。但是,其使用范围却越来越广泛,于是,许多商人便联合成立了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铺户,并在各地设有分号。由于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有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仿制,所以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然而,并非所有“交子”经营铺户都是遵纪守法和恪守信用的。一些唯利是图而贪得无厌者便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后就停止存兑营业而将客户的资金挪作他用,或因买卖失败破产,使其发行的“交子”无法兑现。另一方面,纸币中的“会子”(楮纸券)因“楮行而钱益少”,且发行量及面额越来越大。当存款者取现钱时未能及时给付,往往因此而激起事端,引发诉讼。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朝廷应对的方案,就是支持以国家信用(存款准备金)作担保的“交子”及“会子”,至此,“交子”发行权取得了官方的正式批准。
  北宋的经济学家和精明的铺户在经营中发现:由国家发行的纸币其准备金不需足额,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准备金便可维持币值的稳定,而不会危及“交子”的信誉。于是,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面正式发行。此时的“交子”已是铸币符号,并成为真正纸币的雏形。其后的“会子”则因有“交子”的信用作铺垫,已完全是信用货币了。
  铺户经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存取方便,二是诚信可靠。存款不分巨细,客不分生熟,办理存兑业务不分昼夜,随叫随办,便利非常,自然获得人们的认可和信赖。所出具的银单,不论天南地北,凭票即可取款,尤为官商界所欢迎。同时,票号的壮大还得力于官府公款的汇兑,每次少则白银数万两,多的可达十几、二十万两。至此,由实物货币长途押运改为票号汇兑成为现实。不论公款解送,或私人大宗买卖,便不再采取实银长途押运,免除了跋涉之苦而节省了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朝廷官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的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亦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此时的宋廷不仅因重视对外商品贸易而优于境内的其它王朝,如:辽、金、西夏等,还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
  不难设想,倘若不是后来执行海禁而以天朝自居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平等互惠的“互市”交易中,那么,极有可能促成中国初期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宋朝被许多海外汉学家认为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在他们眼里,最为光彩夺目的中国王朝,并非强盛的汉唐而是因昌文偃武后,看似有些文弱的南北两宋。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 斯彭斯,曾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评价宋代的中国:“……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源于北宋的“交子”“会子”,及至“中统元宝交钞”“大明宝钞”及清代的“顺治钞贯”等,其兴衰历程对今天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法定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包括纸币和各种低值金属辅币等。政府加强监管的力度,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纸币的发行和稳定,缓解和避免了在商品交易中因携带量大体重货币的不便。由于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其贬值是因滥印而发行量过大所致。随意破坏了原有的金融规则而滥用了信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的崩溃也就势在必然。
  钱币的使用功能主要是流通,其形制是否便携,面值是否一目了然等,便成为能否融入市场流通领域的主要因素,而“钱币特征”则是依据其功能原理所显示出的特点。当钱币进入收藏领域后,其使用功能虽已经消退,但是,这些特征却不会随之消亡。这不仅仅是因为钱币长期积淀而值得回味和探讨的一段历史,亦是反映中国古代在科技、冶炼及设计水平上的一个缩影,并成为钱币形象公识所构成的一种惯例。
  货币的出现是顺应人们因物品交易之需而产生的,从原始社会最早的贝币,至封建社会的各种金属铸币,再到现今全球通行的大面值纸钞,以及佐于其它小额金属辅币作补零。因优雅与悲壮并行,在经历了一次次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嬗变后,北宋的“交子”由此领引并开创了纸币的先驱,并逐步成为独特罕见的货币文化和令人喜爱的一种收藏门类。
作者:著名钱币研究专家杜天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11/30 16:43:34编辑过]


媒体内容运营。毕业于宁波大学信管系,2006年入职中国集币在线,开始接触钱币收藏,担任中国集币在线官网内容运营、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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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5/12/28 1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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