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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收藏家张培林谈中国铜元的兴衰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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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张培林谈中国铜元的兴衰与收藏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26 7:34:00

铜元又称铜币,俗称铜板、铜子儿、铜角子、铜钿等,是一种新型的货币,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近代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国钱币收藏家、爱好者收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节:中国铜元的兴衰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上获得较快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工业规模的扩大,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货币流通手段也在不断的变革,机制货币就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了。中国自有金属货币以来,首先是采用钱范浇铸的,在钱币学中称之为“范铸钱”,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方孔圆钱的铸币形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先进工业和炮舰政策一起进入中国,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货币形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状态。清朝末期,在中国维持了近两千年的制钱制度已濒临崩溃,嘉庆、道光年间,铜价上涨,铸钱逐渐减少,咸丰年的大钱出笼更使钱法混乱,同治、光绪年间,除京师宝泉、宝源两局及部分省局铸钱外,多数省局都已停铸,因而市面制钱日见短绌,各地不时出现钱荒。
      在经济困乏,民用日紧的情况下,朝野人士有的主张购买外洋机器制造银元、制钱,有的建议减低重量铸造制钱,以解决钱荒。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在北洋机器局内,以非造币专业的土机器试铸制钱,据其奏折记载每文重九分,就是目前所见的光绪通宝背“宝直”与光绪通宝背“公平”。这应是中国最早自己制造的机制铜币,但仅为试铸。于此同时,福建曾奏请在船厂用机器铸造制钱,但未见实物。中国最早采取实际行动挽救制钱的应首推广东,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解决制钱缺乏,筹议购办机器,试铸制钱,因此上奏清廷得到批准,同年四月初三日,电驻英公使刘瑞芬代其与英商伯明翰·拉尔夫喜敦父子造币有限公司,签定《购买机器订立事款合同》。投资52,500英镑订购机器,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择地建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七日动工,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落成,定名“广东钱局”。四月二十六日开机试铸,八月初三日开始行用。所铸制钱配比为铜六铅四,重量一钱,正面镌“光绪通宝”四字,背穿上下镌“库平(横书)一钱(直书)”四字,左右镌满汉文“广”字各一。这是中国近代以机器铸造制钱之始,深受商民欢迎,“民间以新钱铢两齐一,质文俱精,莫不先睹为快。”①(张之洞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开铸制钱及行用情形折》)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钱局因铸制钱亏折,获准改铸枚重八分的新钱,其正面为“光绪通宝”,背面左右分列满文“宝广”二字,发行后与市面旧制钱及前造的“库平一钱”制钱同时行用。后因亏折,时铸时停。
      张之洞在广东采用机器设厂铸钱,其目的是“解决制钱之不足”、“以救钱荒”,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给清廷也是以《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上奏的,最初也只是铸造制钱,其实张之洞在订购机器时也同时订有铸造银元机器,意欲铸造银元,只是事关重大,清政府未能批准,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八日,张之洞又给清廷上奏了《洋商附铸银元请旨开办折》,对开铸银元的理由及其重量等因进行了详细陈诉,这次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初二日正式铸造,这是中国最早经政府正式批准铸造的银元。在广东设厂铸造制钱、银元的同时,有些省份就开始模仿广东的做法,相继有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依次开铸,最初多有数量不等的机制制钱面世,均因亏折甚巨而停铸,主要铸造银元。
      有感于各省督抚纷纷购置外洋机器铸造银元,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出如能采用机器铸造铜元,不但可以缓解钱荒,而且还能得到丰厚的利润,曾以此建议朝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使陈其璋就曾通查市情,认真总结了铸造铜钱的得失,提出了铜元与制钱的“母子相权论”,罗列了制造铜元的八大优点等,他在四月十九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窃维圜法之坏,至今已极。各省督抚或购外洋机器以铸银元,或请减制钱铢两以节铜耗,因时制宜,无非为国用民之计也。……臣一再筹思,计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盖以铜元者,制钱之母,制钱者铜元之子,两相济则自然流通,一不备则诸多窒碍。”他又进一步解释道:“而议者或谓铜元无异当十大钱,与其改造铜元,何如整顿大钱。尚属我行我法,不知大钱虽系当十,而轻重不一,大小不济,势不能信用各省,且私钱充斥,禁用为难。若以机器改造铜元,则其利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色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做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越多则银根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则物价亦平,其利八。以言平弊,则不禁自绝者四: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利可图,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②(引用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当时清政府虽准许了他的建议,但未付诸实施。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因铸制钱亏损太巨停止制造,市面钱荒日甚,银价日短,物价巨增,商民生计受到很大困扰,两广总督德寿与前督臣李翰章会商,拟仿照香港铜仙造币。因广东地邻香港,而当地外洋一仙铜币可当十枚制钱使用,商民逐渐习以为常,同时临近省份也有搭用,如能自行仿造,可解当时的钱荒,奏请清廷后得到批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广东开始铸造铜仙,以紫铜95%,白铅4%,锡1%配合,每枚重量二钱,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四字及满文“宝广”,外环珠圈,上缘铸“广东省造”,下缘铸“每百枚换一圆”,左右边缘各铸一小花星;背面中央铸“飞龙图”,龙图外环珠圈,上缘英文纪地文字“KUANG--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文字“ONE  CENT”(一仙),左右边缘各列一小花星,这是中国最早铸造的铜元。后因铜元纪值“每百枚换一圆”和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与中国传统制钱制度不符,逐仿部铸当十钱法,改纪值文字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和英文纪值“TEN  CASH”(十文),成为中国铜元的定制。 
      广东铜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机制铜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福建督抚也奏明就银元局所有机器仿照广东办法铸造当十铜元。因新式铜元式样新颖,流通便利,适应了当时需要,很受欢迎,当时通过铸币,政府又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对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巨额赔款、经济萧条的局面,无非是一支强心剂,清政府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着沿江沿海各督抚即筹款仿办。”③(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各省当局当然欣然受命,于是各省积极购机设厂。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初一日,户部议复徐胥请铸铜元折内称:“迭经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奏报设局开铸,直隶现亦仿办”等语。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二十六日户部奏准,福州将军在船厂试铸铜元。九月二十七日又奏准豫抚在汴设局开铸铜元。并称前因各省钱荒,广东创铸铜元,福建、江苏继之,安徽、江宁、吉林、浙江、江西、湖北、山东、奉天、湖南等省,北洋、清江、福州(图1-7至1-20)等处陆续奏报仿办,现计已有十五局之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十三日,又奏准桂抚在省城设局开铸铜元。同年五月初四日,又奏准滇厂开铸当十铜元,同时也奏准黔抚在省城设局开铸铜元(其间唯晋省奏请仿铸独不准),至此,全国已有十七省设局二十处,所铸铜元数猛增,总额已由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69,370万枚,增至75亿枚。由于铸局过多,各局所造铜元式样、成色实难统一,于是出现了不少黄铜元或劣质铜元,对铜元的流通及自身价格造成不良影响。更由于流通阻滞,价格跌落,中央(清政府)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出现了限制与反限制,倾销与反倾销的现象,使币制混乱日趋恶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于流通渠道混乱,也由于各省仿铸的铜元在文字排列、作价、措辞等各有不同,背面的龙图也是千姿百态,版式复杂。为了统一币制,也是为了进一步收回铸币权,清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同年开始铸造发行了“大清铜币”,这是清代末期发行的第二种铜元。发行初期为使币制统一,规定统一“部颁祖模”,正面中央为“大清铜币”四字,外环珠圈,上缘满文“大清铜币”,下缘纪值文字,左右分列干支纪年;背面中央为“部颁龙”,外环珠圈,上缘为“光绪(或宣统)年造”,下缘为英文“TACHING--TI--KUO  C  OPPERCOIN”(大清帝国铜币)字样,各省铸币则在正面中央置一阴文单省名。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控制设局,限制铸量等措施,但收效不大,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全国铜元局已增至24所,直隶、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十一省,每省设有一局,浙江一省设有两局,江苏、福建、两省各设有三局,至此,清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整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政府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折,为整顿铜币,统筹全局,请酌量归并,以维护圜法,拟将当时的铜元局厂归并为九处,“然中国幅员辽阔,若如各国仅设中央一厂,转运恐行不便,惟有相度地势之毗隔,查核市场之广狭,比较民间需用之多寡,规合全局,量为归并。除臣部所设总厂外,拟以山东归并直隶为一厂,湖南归并湖北为一厂,江西、安徽、江苏、清江归并江宁为一厂,浙江归并福建为一厂,广西归并广东为一厂。合奉天、河南、四川、云南四厂,共九处,皆归臣部统辖,调剂盈虚,彼此均可匀拨。”④(《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造币厂”)此后派考察大臣陈壁亲临各地考察并监督实施。这些规划及对策可谓周密,但实际执行中并非事事如愿,铜币制度紊乱状况并未得到缓解。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六日,清政府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铜元中的问题,颁布了《币制则例》,在确定银本位的同时,规定铜辅币为分币,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因这时各地所铸的铜元多与制钱比价,以当十文、当二十文等相计,人们已习以为常,故宣统三年(1911)又改制了第二套大清铜币,有二十文、十文、五文等。这两套铜元,除十文正式发行外,其余仅存样币。清廷发行大清铜币的目的是想统一币制,而这种愿望尚未实现,就与清王朝一同寿终正寝了。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相互混战,继而又纷纷设厂铸造铜元,用以筹措军费,竞相滥造,营私分肥,毫无章法,逐致铜元质地恶劣,铜元对银元的比价暴跌。北洋政府时期的钱法更坏,各省不仅没有停铸,反而纷纷增添新厂,有些造币厂设备落后,铜质低劣,甚至采用原始的土法翻砂铸造,所造铜元质量甚差,面值增大,以牟取暴利。北伐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所代替而退出流通领域。建国前夕,铜元只在贵州、绥远等地出现,但这只不过是铜元在中国历史上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对敌斗争和巩固革命政权,曾先后铸造和发行铜币数种,这对于活跃根据地经济,增加苏维埃政府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冲破敌人经济封锁进行物资交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保障了苏区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需要,使苏区的生活有了改善与提高。
中国铜元的出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机器制造铜元比范铸制钱的生产效率高得多,造价相对要低。其次,中国铜元在实质上与银元相挂钩,形态上与银元相一致,进位也较简捷。第三,中国铜元在形式上比方孔制钱造型规整,花纹细腻,大小适中,便于人们认用。
      中国铜元产生的历史渊源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来源于港仙。初铸时,完全仿照香港铜仙的形制,并以“仙”为计算单位,取消中孔,花纹细致,式样整齐精巧。其次是来源于制钱。清朝末期,由于通货膨胀,制钱已一蹶不振,光绪中期后,制钱已经很少铸造,且又多被销毁改铸小钱,钱法更坏,铜价昂贵,恢复制钱铸造已不可能,试用机器改铸制钱也遭失败,为了顺从历史发展的需要,从仿铸铜仙币进而按中国制钱的习俗,把计算单位从“仙”改为“文”。所以,铜元在形式上是改变了,但实质上没有脱离制钱的体制。第三是直接来源于大钱。大钱原是制钱制度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咸丰年间所铸大钱面值主要有七种,最后只有当十大钱保留下来在市面流通,并有取代制钱之势。定制后的铜元,就是将大钱的形式参照港仙式样加以改制,“每枚当制钱十文”,实际上是将原来的当十大钱由范铸改为机铸,由有孔改为无孔,由粗糙改为精致,因此他与当十大钱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铜元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铸造铜元的目的不明确,这是铜元不能持久的首要原因。清末广东始铸铜元,其籍口是:“钱价日涨,银价日落”,仿铸外洋铜仙,“以救钱荒,而挽利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其璋虽提出了铜元与制钱的“母子相权论”的建议,清廷也未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各省仿铸,还是以“制钱缺少,不敷周转”,铸造铜元“以代制钱之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根本没有改革币制的意味。第二,圜法不良,有法难行,无限制的增铸,是铜元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政府信誉的保持对货币信誉的稳定起重要作用,铜元从诞生就与银两、银元、制钱并行,在使用中它只是对制钱有一个较稳定的比价,而与银两、银元没有法定比价和主辅币关系,这就增加了货币多元化的复杂性。清廷和民国政府均视铸造铜元为聚财和筹措军饷之道,纷纷设置局厂,不加限制的滥铸,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年间,就铸造铜元120多亿枚,民国时更是有增无减,致使铜元泛滥成灾,而政府在回收铜元时往往不按面值,甚至也不按市价,设局过多的地区往往抵价向外地倾销,而某些省又禁止外省铜元流入本地,致使铜元信誉下落,最终被淘汰。第三,交通不便,流通不畅,私铸盛行,竞相渔利,是铜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铜元在中国历史上铸行虽不到半个世纪,但大部分时间处于紊乱状态,由于铸造铜元有利可图,政府以此聚财,军阀及各地势力,甚至外国人也视之为发财之道,于是“民私”、“洋私”纷纷出笼,表现在铜元上是重量由重到轻,质量上是由好到次,面值上是由小到大,反映在经济上是政府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即通货膨胀。加之当时交通不便,铜元多集中在大中城市而过剩,而偏僻地区仍感到不足,甚至出现钱荒,有些豪商官吏操纵铜元价格,使之波动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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