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以长城为图案的中国当代铜章中，以上海造币厂骆行沙先生设计雕刻的梅花八达岭长城图案系列铜章的影响力最大。一方面是这个长城的设计大气恢宏，雕刻精美细腻，具有代表国家的档次；另一方面是这些铜章由上海造币厂铸制发行，具备官方正宗血统。再加上其中一款“不到长城非好汉”章中的英文错误，这一无心之失也为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的收藏增添了意料之外的广告效应。也正是由于这一错章，还引出了另一枚由沈阳造币厂王振峰先生设计雕刻具有不同长城图案的所谓正版章，并以此图案形成了另一个长城铜章系列。
但是，关于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的初始发行背景发行目的及发行时间，还有很多疑问有待厘清。正因为这些疑问，以至于有的收藏者提出了中国长城大铜章“纪念什么又为何纪念”的问题1。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又有收藏者推论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是为了纪念当年修复长城的活动而发行的纪念章2。尽管为修复长城确实在1984年铸制过多枚有邓小平题词“修我长城，爱我中华”的纪念铜章，但是把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与修复长城联系起来这样一个结论，显然证据不足，也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笔者根据已掌握的铜章实物及所取得的信息试图对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的发行背景目的与时间作进一步的研判与探讨，以求还原历史真相。
有关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经常为藏家与币商所引用的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当代大铜章》一书3，其中关于此章的主要要素包括：
材质：黄铜，紫铜上色
直径： 60毫米
正图：长城八达岭烽火台饰以梅花图案
背图：中英文字“不到长城非好汉”
发行时间： 1985年
铸造数量： 8000枚
设计雕刻：骆行沙
铸造单位：上海造币厂
其中对此“中国长城纪念章”的描述指出，“这枚长城纪念章背图的英文中缺少一个字母”E”，1987年改版时已予以改正”。更明确的说，是英文中HEROES写成了HEROS，这就是此章为“错章”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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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有关长城铜章的描述，对了解此章固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些描述显有不足之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误导了读者和收藏者。
第一， 该书对此章的发行背景及目的并无提及，这就给人造成了“中国长城纪念章”纪念什么又为何纪念的困惑；
第二， 该书对此章的介绍给人一种错误印象，即这枚“不到长城非好汉”铜章是首枚采用梅花八达岭长城为图案的铜章，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三， 该书将紫铜章与黄铜章的发行时间与发行数量混为一谈。尽管此章的配图是一枚黄铜章，且在背图上方标注有”1980”年号，但这样一个关键要素却被完全忽略，书中并无任何解释，以至于一度被怀疑这枚带年号的铜章是否有实物存世。书中所称的1985年发行的8000枚似应针对紫铜上色章而言的，从已面市的实物来估算黄铜章的发行量比紫铜上色章至少要少一个数量级，而带年号的黄铜章更是罕见。
在深入探讨发行长城铜章的背景与目的之前，我们应该明确中国当代铜章的问世是与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正如当代贵金属币的初期发行是为了赚取外汇一样，中国当代铜章的初期功能只是作为名片代表国家机关，部委，企业，院校等单位和部门馈赠给当时日益增多的外宾及同行的礼品。这一礼品性质与当今大多数大铜章的艺术商品属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殷国清与顾贻达先生根据上海造币厂严绍林先生提供的资讯而作文介绍的由骆行沙和路盛章设计雕刻的新中国第一款大铜章就对当时铜章作为礼品馈赠的制作过程有过生动且详尽的叙述4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都提到1980年开发出“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大铜章后，当时赠送外宾的礼品也多用更加大气的长城大铜章了。这就对当初发行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并以其作为礼品馈赠的目的提供了明确的佐证，同时也确认了该章的最初发行时间与实物黄铜章上的年号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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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已经现世的实物来看，“不到长城非好汉“铜章显然不是1980年发行的唯一一枚具有梅花八达岭长城图案的大铜章，甚至不是同图案中在发行时间上最早的章。
据笔者研判，首枚梅花八达岭长城大铜章是1980年作为礼物为中国人民银行访美代表团制作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银行首次组团访美。该章为黄铜质，上金色，直径为60毫米，重113.8克。原盒外包装为绿底金丝绒布，内衬蓝底白面，内面白布上有金色“中国人民银行”中英文字样。该章正面是梅花八达岭长城图案，背面是“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采用了与人民币票面上相同的汉隶字体。整章的上色工艺与殷国清和顾贻达先生介绍新中国第一枚铜章相同，时隔三十多年后依然金光闪亮。从具体时间上来看，以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为团长，副行长乔培新为副团长，计划局局长尚明为秘书长的代表团是1980年4月23日乘机离京赴美的67，而此章是在访问期间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同行的。考虑到上海造币厂采用金色涂料上色工艺是在严阳生先生1979年9月随团访问日本大阪造币厂之后45，这款“中国人民银行”长城大铜章的制作时间应当在1979年9月至1980年4月之间。这是一枚具有特定对象与特定事项的专用礼品章，其设计制作显然也是得到了上海造币厂的主管单位和领导的授权和认可的。
当时对外交往活动频繁的其它国家部委对于这枚设计大气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长城铜章也有当成礼品馈赠的需求。中美两国政府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后，同年7月7日，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两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上签字，该协定于1980年2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这一贸易协定关于中美两国互相举办贸易展览会的协议，中国方面由外贸部牵头，于1980年9月2日至12月28日先后在美国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美国举办的大型展览会89。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薄一波副总理主持了在旧金山的开幕式。在开幕首日，中国邮电部为这一重大事件发行了一套两枚纪念邮票，中国造币公司也为此一盛事发行了一套三枚“中美友好”纪念小铜章。具体负责组织承办此次经济贸易展览会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还带有专门为这一展会特别制作的梅花长城大铜章赠送给参展的宾客。该枚铜章为黄铜质，直径60毫米，章重120.5克。章的背面是“中国展览”的篆刻印文，印文下方有“CHINESE EXHIBITION”英文字样，正面则是梅花八达岭长城图案。该章的原包装是有中国传统纹饰的绒布盒，布料与花纹有多种，内衬的底面为红色，盖面为白色。这枚章的背面设计与中国贸促会1974年发行的英文宣传册的封面设计可谓异曲同工（见下图）。这也是中国贸促会首次以铜章为礼品赠送给参展宾客，而此前的小礼品则多用以北京风景或熊猫为图案的胸挂徽章。从这枚长城铜章的制作工艺来推断，此章的制作日期应晚于前述的“中国人民银行”长城铜章，至展览会的开幕之前，即1980年4月与9月之间。这一枚长城铜章的发行目的也是作为具有特定对象与特定事项的专用礼品章。
不难想象，日益增多的对外交往活动对以铜章作为礼品也有日益增多的需求。即便是有了称心如意的正面长城图案模具，但是要让造币厂为所有有需求的各个部门或各项活动有针对性的制造铜章，其背面图案的设计和模具的制作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完成的。因此，就有必要制作一枚既能体现高大上的格调又能广泛通用的礼品章。这就应当是开发“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铜章的目的。《中国当代大铜章》一书中为”中国长城纪念章”配图带有1980年年号的黄铜错版章也就是这一系列铜章的首枚，而同图案的紫铜上色章则是到1985年才大量发行的。这枚带年号的梅花八达岭长城铜章直径60毫米，重134.6克。从时间上来说，其发行时间估计为1980年下半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展览”长城铜章之后。带1980年年号的长城黄铜章在拍卖市场已出现数枚，其实物存在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于带年号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铜章，还有一枚正反面图案设计完全相同的无年号铜章。此铜章亦为黄铜质，直径60毫米，章重136.6克，为红木盒装，盒面有”上海造币厂精制”字样，盒内衬粉底白面绒布。这种无年号的黄铜长城章的发行量要大于有年号的长城铜章，但是要远小于后期发行的紫铜上色长城铜章。有了“不到长城非好汉“铜章来作为通用礼品章，为什么又要铸制图案相同但有年号和无年号两种不同的铜章呢？据铜章收藏圈内人士的判断与共识10，带年号的铜章应为第一版，量也最少，但既然作为通用的礼品章，章上的年号反而有了时限的拘束。比如把一枚明确标记为1980年的铜章放到1982年作为礼品赠送给宾客显然就不合时宜了。这样，为了省时省事，后期的章就不打年号了。那么这枚无年号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梅花八达岭长城黄铜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铸制发行的呢？笔者收藏的这样一枚无年号黄铜长城章是从一位叫肯·戴维斯(Ken Davis)的先生手中获得的，此公曾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任职于加拿大皇家造币厂负责纪念币的事务。据戴维斯先生回忆，他是1979年底因为是英语派受到了当时法语派的造币厂厂长伊凡·加里皮(YvonGariepy)的排挤，离开了皇家造币厂并去了雪利(Sherritt，也有人译为塞瑞特或谢里特)公司任职。雪利公司的一项主要业务是为造币行业提供金属带板和坯饼。作为国际市场部主任，戴维斯先生于1981年底至1982年初参与了接待一个中国造币考察团并为之联系安排在加拿大的访问行程。尽管年事已高，戴维斯还是清楚的记得他是在艾伯塔的雪利高登工厂与这个考察团见面的。作为感谢，考察团的成员向他赠送了这枚长城铜章。戴维斯先生于1982年因个人原因离开了雪利公司，但随后多年仍与公司以往的同事保持联系。从戴维斯提供的这个中国造币考察团的行程细节及大致时间来看，这个考察团就是以朱纯德先生及严阳生和蔡明信组成的投资金币可行性考察小组。朱纯德先生在回顾中国熊猫金币的诞生与发展时，对这次美加考察之行所起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提到访加期间“还视察了流通币坯饼的镍包钢技术，后来达成合作意向由我国引入11”。上海造币厂的镍包钢（NBS）生产技术就是1985年正式签约从加拿大雪利公司引进的。从这段史实来看，这枚无年号“不到长城非好汉”梅花八达岭长城黄铜章的最初铸制发行时间应当不晚于1981年底。从逻辑分析来看，这个发行时间也是合乎情理的。继1980年发行带年号的“不到长城非好汉”黄铜章之后，就有立即发行通用长城礼品章的必要，而不会等到1985年才开始发行无年号的长城铜章。从重量上来看，带年号与不带年号的铜章在加工误差范围内非常接近，有可能是同一批坯饼，也意味着二者的发行时间相当接近。但是，无年号的“不到长城非好汉”黄铜章也有可能在随后的数年中继续铸制发行直到紫铜上色章的问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梅花八达岭长城为图案的系列铜章的初始发行目的就是作为馈赠用的礼品章，最早期的四枚铜章均为黄铜质，经历了从有特定对象与特定事项的专用礼品章向无特定对象无特定事项的通用礼品章的转变。这四枚铜章的发行时间在1979年底至1981底之间，且依次为“中国人民银行”长城铜章，“中国展览”长城铜章，和带1980年年号的“不到长城非好汉”铜章然后是不带年号的“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铜章。在这些铜章之后，才有了“不到长城非好汉”银章和紫铜上色章以及一系列以梅花八达岭长城为图案的专题收藏系列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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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点凡，清平，“大铜章的收藏形式“，《中外大铜章收藏与鉴赏》 (第9-16页)，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大铜章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2. 丁运安（网名：银币丁），“中国长城大铜章应为纪念章”，《钱币》报， 2012年10月上旬
3. 上海造币厂钱币研究会编著，《中国当代大铜章》（第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
4. 顾贻达，“新中国第一枚大铜章(浮雕铜牌)的故事”，网上博客，2011年4月6日，http://bronzemedal.blog.sohu.com/170179641.html
5. 殷国清，“上海造币厂第一枚铜章(冲样)“，网上博客，2011年3月23日，http://bbs.meishuji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53&extra=page%3D2
6. 《人民日报》1980年4月23日第4版，“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离京赴美“
7. 《中国金融》1980年第06期，“外事往来“
8. 《人民日报》1980年月5日第6版，”我首次在美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
9. 《人民日报》 1980年12月 30日第6版，“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纽约闭幕”
10. 网上讨论，宝泉网，“小铜章欣赏“，第6页， 2013年9月-10月，http://bbs.bqcoin.com/read-htm-tid-1280-page-6.html
11. 朱纯德，“中国熊猫金币的诞生与发展”，《中国金币》杂志，总第26辑(p54)，2006年6月, http://www.chngc.net/Main/D_LLYJ/ShowDetail_14839.shtml
中国集币在线（www.jibi.net）专稿，作者：刘洪，转载请注明来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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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4/12/16 11:3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