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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收藏家张培林谈中国铜元的兴衰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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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张培林谈中国铜元的兴衰与收藏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26 7:34:00

铜元又称铜币,俗称铜板、铜子儿、铜角子、铜钿等,是一种新型的货币,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近代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国钱币收藏家、爱好者收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节:中国铜元的兴衰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上获得较快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工业规模的扩大,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货币流通手段也在不断的变革,机制货币就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了。中国自有金属货币以来,首先是采用钱范浇铸的,在钱币学中称之为“范铸钱”,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方孔圆钱的铸币形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先进工业和炮舰政策一起进入中国,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货币形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状态。清朝末期,在中国维持了近两千年的制钱制度已濒临崩溃,嘉庆、道光年间,铜价上涨,铸钱逐渐减少,咸丰年的大钱出笼更使钱法混乱,同治、光绪年间,除京师宝泉、宝源两局及部分省局铸钱外,多数省局都已停铸,因而市面制钱日见短绌,各地不时出现钱荒。
      在经济困乏,民用日紧的情况下,朝野人士有的主张购买外洋机器制造银元、制钱,有的建议减低重量铸造制钱,以解决钱荒。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在北洋机器局内,以非造币专业的土机器试铸制钱,据其奏折记载每文重九分,就是目前所见的光绪通宝背“宝直”与光绪通宝背“公平”。这应是中国最早自己制造的机制铜币,但仅为试铸。于此同时,福建曾奏请在船厂用机器铸造制钱,但未见实物。中国最早采取实际行动挽救制钱的应首推广东,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解决制钱缺乏,筹议购办机器,试铸制钱,因此上奏清廷得到批准,同年四月初三日,电驻英公使刘瑞芬代其与英商伯明翰·拉尔夫喜敦父子造币有限公司,签定《购买机器订立事款合同》。投资52,500英镑订购机器,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择地建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七日动工,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落成,定名“广东钱局”。四月二十六日开机试铸,八月初三日开始行用。所铸制钱配比为铜六铅四,重量一钱,正面镌“光绪通宝”四字,背穿上下镌“库平(横书)一钱(直书)”四字,左右镌满汉文“广”字各一。这是中国近代以机器铸造制钱之始,深受商民欢迎,“民间以新钱铢两齐一,质文俱精,莫不先睹为快。”①(张之洞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开铸制钱及行用情形折》)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钱局因铸制钱亏折,获准改铸枚重八分的新钱,其正面为“光绪通宝”,背面左右分列满文“宝广”二字,发行后与市面旧制钱及前造的“库平一钱”制钱同时行用。后因亏折,时铸时停。
      张之洞在广东采用机器设厂铸钱,其目的是“解决制钱之不足”、“以救钱荒”,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给清廷也是以《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上奏的,最初也只是铸造制钱,其实张之洞在订购机器时也同时订有铸造银元机器,意欲铸造银元,只是事关重大,清政府未能批准,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八日,张之洞又给清廷上奏了《洋商附铸银元请旨开办折》,对开铸银元的理由及其重量等因进行了详细陈诉,这次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初二日正式铸造,这是中国最早经政府正式批准铸造的银元。在广东设厂铸造制钱、银元的同时,有些省份就开始模仿广东的做法,相继有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依次开铸,最初多有数量不等的机制制钱面世,均因亏折甚巨而停铸,主要铸造银元。
      有感于各省督抚纷纷购置外洋机器铸造银元,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出如能采用机器铸造铜元,不但可以缓解钱荒,而且还能得到丰厚的利润,曾以此建议朝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使陈其璋就曾通查市情,认真总结了铸造铜钱的得失,提出了铜元与制钱的“母子相权论”,罗列了制造铜元的八大优点等,他在四月十九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窃维圜法之坏,至今已极。各省督抚或购外洋机器以铸银元,或请减制钱铢两以节铜耗,因时制宜,无非为国用民之计也。……臣一再筹思,计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盖以铜元者,制钱之母,制钱者铜元之子,两相济则自然流通,一不备则诸多窒碍。”他又进一步解释道:“而议者或谓铜元无异当十大钱,与其改造铜元,何如整顿大钱。尚属我行我法,不知大钱虽系当十,而轻重不一,大小不济,势不能信用各省,且私钱充斥,禁用为难。若以机器改造铜元,则其利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色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做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越多则银根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则物价亦平,其利八。以言平弊,则不禁自绝者四: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利可图,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②(引用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当时清政府虽准许了他的建议,但未付诸实施。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因铸制钱亏损太巨停止制造,市面钱荒日甚,银价日短,物价巨增,商民生计受到很大困扰,两广总督德寿与前督臣李翰章会商,拟仿照香港铜仙造币。因广东地邻香港,而当地外洋一仙铜币可当十枚制钱使用,商民逐渐习以为常,同时临近省份也有搭用,如能自行仿造,可解当时的钱荒,奏请清廷后得到批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广东开始铸造铜仙,以紫铜95%,白铅4%,锡1%配合,每枚重量二钱,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四字及满文“宝广”,外环珠圈,上缘铸“广东省造”,下缘铸“每百枚换一圆”,左右边缘各铸一小花星;背面中央铸“飞龙图”,龙图外环珠圈,上缘英文纪地文字“KUANG--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文字“ONE  CENT”(一仙),左右边缘各列一小花星,这是中国最早铸造的铜元。后因铜元纪值“每百枚换一圆”和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与中国传统制钱制度不符,逐仿部铸当十钱法,改纪值文字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和英文纪值“TEN  CASH”(十文),成为中国铜元的定制。 
      广东铜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机制铜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福建督抚也奏明就银元局所有机器仿照广东办法铸造当十铜元。因新式铜元式样新颖,流通便利,适应了当时需要,很受欢迎,当时通过铸币,政府又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对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巨额赔款、经济萧条的局面,无非是一支强心剂,清政府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着沿江沿海各督抚即筹款仿办。”③(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各省当局当然欣然受命,于是各省积极购机设厂。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初一日,户部议复徐胥请铸铜元折内称:“迭经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奏报设局开铸,直隶现亦仿办”等语。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二十六日户部奏准,福州将军在船厂试铸铜元。九月二十七日又奏准豫抚在汴设局开铸铜元。并称前因各省钱荒,广东创铸铜元,福建、江苏继之,安徽、江宁、吉林、浙江、江西、湖北、山东、奉天、湖南等省,北洋、清江、福州(图1-7至1-20)等处陆续奏报仿办,现计已有十五局之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十三日,又奏准桂抚在省城设局开铸铜元。同年五月初四日,又奏准滇厂开铸当十铜元,同时也奏准黔抚在省城设局开铸铜元(其间唯晋省奏请仿铸独不准),至此,全国已有十七省设局二十处,所铸铜元数猛增,总额已由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69,370万枚,增至75亿枚。由于铸局过多,各局所造铜元式样、成色实难统一,于是出现了不少黄铜元或劣质铜元,对铜元的流通及自身价格造成不良影响。更由于流通阻滞,价格跌落,中央(清政府)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出现了限制与反限制,倾销与反倾销的现象,使币制混乱日趋恶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于流通渠道混乱,也由于各省仿铸的铜元在文字排列、作价、措辞等各有不同,背面的龙图也是千姿百态,版式复杂。为了统一币制,也是为了进一步收回铸币权,清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同年开始铸造发行了“大清铜币”,这是清代末期发行的第二种铜元。发行初期为使币制统一,规定统一“部颁祖模”,正面中央为“大清铜币”四字,外环珠圈,上缘满文“大清铜币”,下缘纪值文字,左右分列干支纪年;背面中央为“部颁龙”,外环珠圈,上缘为“光绪(或宣统)年造”,下缘为英文“TACHING--TI--KUO  C  OPPERCOIN”(大清帝国铜币)字样,各省铸币则在正面中央置一阴文单省名。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控制设局,限制铸量等措施,但收效不大,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全国铜元局已增至24所,直隶、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十一省,每省设有一局,浙江一省设有两局,江苏、福建、两省各设有三局,至此,清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整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政府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折,为整顿铜币,统筹全局,请酌量归并,以维护圜法,拟将当时的铜元局厂归并为九处,“然中国幅员辽阔,若如各国仅设中央一厂,转运恐行不便,惟有相度地势之毗隔,查核市场之广狭,比较民间需用之多寡,规合全局,量为归并。除臣部所设总厂外,拟以山东归并直隶为一厂,湖南归并湖北为一厂,江西、安徽、江苏、清江归并江宁为一厂,浙江归并福建为一厂,广西归并广东为一厂。合奉天、河南、四川、云南四厂,共九处,皆归臣部统辖,调剂盈虚,彼此均可匀拨。”④(《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造币厂”)此后派考察大臣陈壁亲临各地考察并监督实施。这些规划及对策可谓周密,但实际执行中并非事事如愿,铜币制度紊乱状况并未得到缓解。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六日,清政府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铜元中的问题,颁布了《币制则例》,在确定银本位的同时,规定铜辅币为分币,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因这时各地所铸的铜元多与制钱比价,以当十文、当二十文等相计,人们已习以为常,故宣统三年(1911)又改制了第二套大清铜币,有二十文、十文、五文等。这两套铜元,除十文正式发行外,其余仅存样币。清廷发行大清铜币的目的是想统一币制,而这种愿望尚未实现,就与清王朝一同寿终正寝了。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相互混战,继而又纷纷设厂铸造铜元,用以筹措军费,竞相滥造,营私分肥,毫无章法,逐致铜元质地恶劣,铜元对银元的比价暴跌。北洋政府时期的钱法更坏,各省不仅没有停铸,反而纷纷增添新厂,有些造币厂设备落后,铜质低劣,甚至采用原始的土法翻砂铸造,所造铜元质量甚差,面值增大,以牟取暴利。北伐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所代替而退出流通领域。建国前夕,铜元只在贵州、绥远等地出现,但这只不过是铜元在中国历史上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对敌斗争和巩固革命政权,曾先后铸造和发行铜币数种,这对于活跃根据地经济,增加苏维埃政府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冲破敌人经济封锁进行物资交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保障了苏区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需要,使苏区的生活有了改善与提高。
中国铜元的出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机器制造铜元比范铸制钱的生产效率高得多,造价相对要低。其次,中国铜元在实质上与银元相挂钩,形态上与银元相一致,进位也较简捷。第三,中国铜元在形式上比方孔制钱造型规整,花纹细腻,大小适中,便于人们认用。
      中国铜元产生的历史渊源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来源于港仙。初铸时,完全仿照香港铜仙的形制,并以“仙”为计算单位,取消中孔,花纹细致,式样整齐精巧。其次是来源于制钱。清朝末期,由于通货膨胀,制钱已一蹶不振,光绪中期后,制钱已经很少铸造,且又多被销毁改铸小钱,钱法更坏,铜价昂贵,恢复制钱铸造已不可能,试用机器改铸制钱也遭失败,为了顺从历史发展的需要,从仿铸铜仙币进而按中国制钱的习俗,把计算单位从“仙”改为“文”。所以,铜元在形式上是改变了,但实质上没有脱离制钱的体制。第三是直接来源于大钱。大钱原是制钱制度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咸丰年间所铸大钱面值主要有七种,最后只有当十大钱保留下来在市面流通,并有取代制钱之势。定制后的铜元,就是将大钱的形式参照港仙式样加以改制,“每枚当制钱十文”,实际上是将原来的当十大钱由范铸改为机铸,由有孔改为无孔,由粗糙改为精致,因此他与当十大钱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铜元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铸造铜元的目的不明确,这是铜元不能持久的首要原因。清末广东始铸铜元,其籍口是:“钱价日涨,银价日落”,仿铸外洋铜仙,“以救钱荒,而挽利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其璋虽提出了铜元与制钱的“母子相权论”的建议,清廷也未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各省仿铸,还是以“制钱缺少,不敷周转”,铸造铜元“以代制钱之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根本没有改革币制的意味。第二,圜法不良,有法难行,无限制的增铸,是铜元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政府信誉的保持对货币信誉的稳定起重要作用,铜元从诞生就与银两、银元、制钱并行,在使用中它只是对制钱有一个较稳定的比价,而与银两、银元没有法定比价和主辅币关系,这就增加了货币多元化的复杂性。清廷和民国政府均视铸造铜元为聚财和筹措军饷之道,纷纷设置局厂,不加限制的滥铸,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年间,就铸造铜元120多亿枚,民国时更是有增无减,致使铜元泛滥成灾,而政府在回收铜元时往往不按面值,甚至也不按市价,设局过多的地区往往抵价向外地倾销,而某些省又禁止外省铜元流入本地,致使铜元信誉下落,最终被淘汰。第三,交通不便,流通不畅,私铸盛行,竞相渔利,是铜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铜元在中国历史上铸行虽不到半个世纪,但大部分时间处于紊乱状态,由于铸造铜元有利可图,政府以此聚财,军阀及各地势力,甚至外国人也视之为发财之道,于是“民私”、“洋私”纷纷出笼,表现在铜元上是重量由重到轻,质量上是由好到次,面值上是由小到大,反映在经济上是政府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即通货膨胀。加之当时交通不便,铜元多集中在大中城市而过剩,而偏僻地区仍感到不足,甚至出现钱荒,有些豪商官吏操纵铜元价格,使之波动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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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铜元的类别
      收藏与研究铜元,注重版别品种之多,故每得一批铜元,总要仔细观察、对比,以期有新的发现,增加新的藏品,集币之乐莫过于此。因此在收藏与研究中,对其进行较详细的分类和深层次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国铜元的种类之多、版式之杂,恐怕世界各国没有与之相比的,但只要掌握规律,仔细观察,是能够泾渭分明的。
一、中国铜元从内涵上区分有三个方面
(一)从铜质上来区分
      中国铜元就其铜质来讲大体上有四种。一是红铜质,又称紫铜,颜色呈紫红色,在机制铜元中最为常见,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最初规定其成分为铜95%,铅4%,锡1%。政府总厂及地方厂最初所铸铜元多为红铜质;二是黄铜,颜色呈金黄色,其成分主要为铜锌合金,据说为60%铜和40%锌。铜锌合金的铜元主要有奉天光绪元宝十文、二十文铜元,其次是广东民国时期的铜仙币、广西民国壹仙铜币、云南铜仙币及四川军政府铜元等;三是杂铜,也称青铜,颜色呈暗黄色,其成分主要为铜、铅等成分组成,原料多是收熔旧制钱或民间杂铜。如山西中华铜币及各地后期铸币;四是白铜,因其含镍成分较多,故也有人称之为镍币。其主要成分一般是60%铜和40%镍混合而成。中国铜元中所见的白铜币,一般为试机或呈样币,均较为珍贵。
(二)从文字及图案上来区分
      中国铜元由于铸造厂局多,加之热处理不得法,币模容易损坏,即使同一币模,中途修版后再铸又有变化,其版式的不同,大多体现在文字及图案上。在文字的区别上,有大字、小字之别,如云南大清铜币有大“云”字、小“云”字;吉林大清铜币有大“吉”字、小“吉”字;福建官局铜元有大“闽关”、小“闽关”等。英文字也有大小之分,如北洋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背英文及湖北光绪元宝十文铜元背英文等,都有大小区别。除此之外,“宝”字也有“缶”宝、“尔”宝之别,位置有“高宝”、“低宝”之别;大清铜币正面中心的纪地文字有阴文、阳文之别;在字体上还有楷书、隶书区别等。图案的区别就更多了,如龙图有坐龙、立龙、飞龙、蟠龙、乙字龙、方龙、部颁龙和新版龙等;龙尾又有长尾、短尾、齐尾及大小尾;龙须又有直须、卷须及长短之分。另外,各地龙还有各地特点,如北洋龙、山东龙、湖北龙、湖南龙、奉天龙、吉林龙、浙江龙等。龙图外有的配有珠圈,有的无珠圈,珠圈又有大小之分,珠点也有多少之别,若细分就更多了。在花纹的装饰上,如花星有一点、两点、五点、六点等,有十字星、米字星、五角星、扁菊花、圆菊花、梅花、万年青、金钱图、太极图、党徽图、古布图、十八星图等。其他装饰性图案也很多,如嘉禾图、双旗图、三旗图、曼叶图等,各地图案都有其特点与不同。因此,中国铜元的文字、龙图、云饰、花饰丰美多姿,各省均有数十种,举不胜举,它为中国灿烂绚丽的货币文化增添了异彩。
(三)从铜元面值上区分
      中国铜元面值种类繁多,恐怕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主要有六类:以“文”分等次的有五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一文;以“仙”分等次的有五仙、二仙、一仙;以“分”分等次的有五分、二分、一分、半分、五厘;以“枚”分等次的有五十枚、二十枚(双枚)、十枚、五枚、一枚;以“个”分等次的有当一百个、当五十个、当二十个、当十个;还有直接与银元挂钩的称谓:市银一分五厘、当银元半分等。通常流通的多为十文和二十文两种,其铸额特大,十文者人们称之为当十铜元或“单铜元”,二十文者人们称之为当二十铜元或“双铜元”。铜元的流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大体上湖北、江西、北京等地多流通双铜元,单铜元的流通区域最广,除大铜元流通的区域和边疆地区外,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通用。而单铜元与双铜元在流通区域的某些地区,随着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相互交错现象。某些地区则专流通大铜元,如湖北的沙市、宜昌地区用当五十铜元,汉水上游和湖南西北地带用当五十至当二百大铜元,四川后期全部用当一百和当二百文大铜元,东北三省曾用俄国铜元,后期还使用日本、朝鲜和伪满洲国铜元等。
      在研究中国铜元的分类时,不能不涉及铜元中的私赝品、改铸品和错版币,这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怪胎”,与当时社会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商业发展与铸造技术方面的特点,还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与痕迹。
(一)中国铜元中的私铸币、臆造币和赝品
      中国铜元是近代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尽管工艺复杂,制模难度大,但私铸币和臆造币总不时出现。
私铸币:由于铸造的目的及基本条件,决定了私铸币的两大特征:一是铸造者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其铸品主要是仿照官局式样减重铸造,一般都比较轻薄,有的直径也小。如湖南等地民国铜元就有不少质次片薄的铜币,四川民国有些军阀私铸的二百文铜币,直径略同十文铜元。二是私铸者的技术、设备条件都比较差,雕版技术及机器压力都与官局有较大差距,有的甚至采用古老的翻砂方式铸造。如北洋光绪元宝十文、二十文异版铜元,甘肃天水所铸的各类沙版铜元,最突出的是新疆民国私铸十文铜元,竟在文字及图案中舛错百出。私铸铜元仍然具有研究与收藏价值,因为他不同于假纸币、假银元,最起码它是当时铸造的,又因为它不是贵金属铸币,人们在使用时仅把它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并不储蓄,虽然减重或图文不规整,也还能容忍其掺在正品中混合流通。能够参与当时流通,说明人们是认可的,因而应该具有研究与收藏价值。
      赝品和臆造品:赝品通常是指古董及书画市场交易中以假乱真的行货,或指工艺精湛的仿真品,在钱币收藏与研究中通常指工艺拙劣的钱币仿冒品。臆造币也可以说是“伪币”,因为它不是国家金融货币机构核准设计、刻模、制造、发行的,而是个别钱商为赚钱而别出心裁杜撰的。其目的不是混入流通领域,而是专门欺骗一些钱币爱好者或钱币收藏家,针对他们爱好猎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但是,不管赝品、臆造品的制造者如何挖空心思的摹仿,总是有破绽可寻,只要掌握规律,是不难识别的。赝品和臆造品铜币无论如何摹仿,无论多么精致,对研究与收藏者来讲只是辨别真伪的问题,没有什么研究价值,更没有收藏价值。
(二)中国铜元中的改铸币
      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一些地方当局,为了中饱私囊,无不绞尽脑汁,大开发财之道,改铸手段就是其中之一。改铸铜币多出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时国内各厂纷纷竞相铸币,铜价上涨,而与中国相临的韩国确在同年发行使用镍币,停用铜元,因此铜元跌价,在韩国银洋一元竟可兑换铜元二百多枚,运到中国改铸后,即可获利一倍有余。在中国币制混乱和海关松弛的情况下,一些奸商大量从韩国收购铜元,经烟台、上海、盐城、东台一带港口偷运入境,倾销给沿海省份造币厂或外国人所设的造币厂里进行改铸。
      在中国常见的改铸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些外国人,特别是少数日本浪人,他们躲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的租界里,凭借着外国人及其政府的庇护,改铸了大量铜元倾销于市;另一方面是由中国沿海省份造币厂改铸的。就存世情况来看,常见的有浙江光绪元宝十文铜币,福建官局光绪元宝十文铜币等,另外还有户部光绪元宝十文铜币,奉天光绪元宝十文铜币等均较少见。民国时期改铸币主要出现在四川等地,民国中、后期,四川主要流通大面额铜元,一些不法之徒纷纷从内地购买铜元进行改铸,常见的有将湖南民国双旗二十文铜元,改铸为四川民国十五年一百文等。这些改铸币大多粗制乱造,有许多铜币改铸后,原文字、图案仍清晰可见,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的奇闻。
(三)中国铜元中的错版现象
      铜元也有错版,其珍惜程度虽不及错版邮票、错版纸币,但在近代货币研究中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错版铜元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雕模过程中所致:中国铜元中的汉文错误除新疆以外确实少见,常见的雕版错误主要在满文或英文上。如清末四川官局光绪元宝铜元,上缘汉文纪地“四川官局造”,中心满文为“宝福”。英文书写错误现象在许多地方铸币中常见,如安徽光绪元宝十文铜元背纪地英文“A”倒书为“V”;湖南光绪十文铜元背纪地英文“U”倒书为“∩” 等,安徽光绪元宝十文铜元,有背英文纪值为“ONF  CENT”(一仙)者,还有些英文拼读错误等。这主要是当时雕版工人文化水平低,不懂少数民族文字和英文字所致。铜元上出现汉文错误仅见新疆民国铜元,多为私铸品,其图文拙劣,舛错百出,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制版人员不懂汉文所致。
      二是铸造过程中所致:清末民初,政府及地方当局都视铸币为发财致富、筹措军饷的手段,因此增加铸量,粗制滥造。但是,我们常见的铜元正、背面上下位置不准确甚至倒置,这不属于错版,这是打制时钢模转动所致。有些铜元的文字及图案重复、不全或仅存一半,系打制时重压、偏压所致,虽存世稀少,并不为藏家所重视。我们通常所说的错版铜元有三种:第一种是错版阴阳文。一枚铜元问世,最少要经过两道工序。首先是将铜板经过冲床加工成小圆片,然后再经过上下模的冲压形成铜元上的花纹,错版阴阳文就是在第二次冲压中形成的。机器在冲压时上模应带出铜元,同时铜元从上模中脱落下来,但也有偶然情况,当上模带出的铜元不能自动脱落时,第二块铜片又进入模中,经第二次冲压,后进入模具中的铜片就成为错版阴阳文铜元,这个铜元的上面是阴文痕迹,下面是阳文痕迹。第二种错版铜元是面、背错配。清末民初,造币制度不严或有些省份币模不够,常常由临省借用,有些省份委托别处代铸铜元,模具放置混乱,造币工人在更换模具时,因文化水平低或粗心大意,常常出现正、背不符的现象,如江南省面配江苏省背,江南光绪横乙巳背配部颁龙;大清丁未十文铜币背配江南龙;湖北丙午中心鄂大清十文铜币配“宣统年造”背,户部大清丁未十文铜币配“宣统年造”背,户部己酉大清十文铜币配“光绪年造”背等。第三种错版铜币是戏铸品,主要是合背、合面币,这种戏铸币在江苏、江南、湖南、浙江、福建等省铸币中有发现。如江南大清丁未中心宁十文铜币合背、合面;江南乙巳光绪元宝十文铜币合背、合面;江苏中花光绪元宝十文铜币合背、合面;福建官局光绪元宝十文合背、合面等,多为造币工人戏铸而成。
      错版铜元虽品种繁多,但一般都较难发现,合背合面就更为稀少。
二、中国铜元从形式上归纳有六类
      中国铜元千姿百态、品种繁多,它不但继承了中国古钱币文化的优秀传统,但也接受了古钱币中的糟粕,在各类铜元中,都充分反映了中国钱币文化的特有内涵。从目前存世的铜元看,主要有六类:
      一是机制方孔铜币:其前身是中国传统大钱,仅以机制代替范铸,是中国传统大钱向机制铜元过度时期的产物。除奉天机器局造紫铜当十重二钱四分铜币较易见外,其余均为稀见品。
      二是以政府名义发行的,专以流通为目的的铜币:或由政府认可流通的铜币。主要包括: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及民国政府和地方发行的铜币等,数量特多。
      三是“民私”、“洋私”和地方沙版铜元:清末民初由于货币制度混乱,利欲熏心之徒为牟取暴利,“民私”、“洋私”盛行,常见的有改铸铜元、劣质铜元,铸造粗糙,舛错百出,有的竟以翻砂的方式铸造,由于铜元不属于贵金属,虽质量低劣,人们仍能容忍其混杂在同类面值铜元中流通。此类铜元除天水沙版、四川劣质铜元和韩国五分改铸十文铜币较常见外,其余版式均难得。
      四是纪念币(章)等:有的纪念币具有双重性质,既有纪念意义、又有货币职能,如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湖南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币等。有的纪念币(章)虽不是法定货币,人们也能按其质地和大小进行流通,如四川狮像铜币及民国时期部分人像无面值纪念币(章)等。
      五是代用币或筹码币:这类币不是由国家发行或认可流通的,不具有法偿效力,不属于辅币的范畴,仅限定于某一时期,流通于某一部门或某一区域,一般不准在社会上流通,如奉天的当拾、当百、当圆筹码币,山西“军工工友消费证”系列铜币及民国时期常州地方流通代用币等等。
      六是铜元的呈样币或试模币:包括金质、银质、铜质、镍质或鎏金、鎏银铜元样币等。历代造币均有呈样或试模币,铜元也是如此,其材质多种多样,常见的铜元样币有铜元镍样,黄铜元红铜样,也有及少数的鎏金、鎏银,民国时还出现极少数的签字版呈样币。样币或试模币一般是作为进呈御览、请当局审批或存档备案之用,由于制数稀少,历来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有的铜元仅见试样,就显得更为珍贵。因此,发掘和研究铜元中的样币和试机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三、中国铜元大体上经历了六个阶段
      中国铜元自光绪初年酝酿铸造,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大体上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机铸当十方孔钱时期:始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要有广东光绪重宝当十制钱、江南试造当十制钱、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及奉天机器局造当十纪重方孔铜钱等,它即带有现代币的特点,但还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封建传统制钱的痕迹,是传统制钱向现代铜元过度时期的产物。
      第二阶段是光绪元宝时期:主要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这一时期各地铸造的铜元,均有“光绪元宝”字样,总厂造币在正面左右分列“户部”二字,各地均在正面上缘或左右分列省名或地名以示区别。
      第三阶段是大清铜币时期:主要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这一时期各地所制铜元多有“大清铜币”字样。总厂造币均在正面左右分列“户部”和干支纪年文字,后期造币则去掉“户部”,仅留干支纪年文字,各地铸币均在正面中央铸一阴文省名以示区别。大清铜币多系部发祖模,所以背面统一为蟠龙图,又称“部颁龙”、“大清龙”,背面上缘文字前期为“光绪年造”,后期为“宣统年造”。大清铜币中也有背立龙、坐龙等图案,但为数不多。宣统年间地方所造铜元,唯新疆一地正面中央铸“宣统元宝”字样,直至终清之世,可谓独树一帜。
      第四阶段是民国初期铜币:主要指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其种类有“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新疆则铸有“洪宪铜币”,山西、河北则铸有“中华铜币”,还有部分地区铸有省名的民国铜元等,这一时期新式铜元与清末旧式铜元混合流通,使铜元的混乱程度进一步恶化。
      第五阶段是民国中期铜币:主要指民国十八年(1929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这一时期国内铜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地区性分割使铜元流通呈现着明显的区域性,市面上流通的不仅有清代各类铜元、民国各类铜元、个别地区还流通大面额铜元,如四川大部、湖北、河南局部流通当五十文至当二百文不等的大面额铜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发行有自己的铜元,日伪政权则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发行了伪铜币,因此,这一时期的铜币五花八门,极为混乱。
      最后是民国后期铜币:主要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民国中后期几年,各地军阀逐渐走向衰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开始了他们的统一币制、控制金融的进程。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主要发行纸币,铜辅币逐渐被镍币所代替,发行的铜辅币主要有党徽布图分币等。解放前夕,贵州、绥远还发行了地方性铜质辅币,但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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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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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中国铜元的鉴定与收藏
      常言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各地各类收藏活动方兴未艾,特别是民间自古以来的钱币收藏得到长足发展。民间收藏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魅力在于吸引广大群众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投身到高品位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太民安,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显示出人们文化素质和追求水平的提高。收藏中如何对铜元进行多方位的鉴定,是近代币收藏者和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随着钱币研究工作的蓬勃兴起和不断深入,随着现代工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显得鉴定工作的重要性。一个理想的中国铜元鉴定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广泛的历史知识,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知识,如果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军阀混战的历史,就不了解中国铜元重量由重到轻,质量由好到次,面值由小到大的内在原因。不了解清末民初各地造币厂设厂时间、数量、规模及铸造种类、数量,就很难区别各类铜元的多寡优劣。其次是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冶金、考古、美术、书法、地理、度量衡等方面的常识。第三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作为研究的武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货币的产生、发展、消亡或转化,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决定的,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要对钱币本身的形制、大小、轻重、成分、文字、图案、制造年代、制作技术、制造数量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等进行研究,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做指导,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
      钱币的鉴定并不神秘,也并不是深不可测无法掌握的学问。事实证明,只要方法对路,经过努力,钱币鉴定是可以学会的。在学习中要坚持多看、多问、多听、多思,在大量接触实物的同时,经常查阅有关著录,认真对照加以分析,同时要注意把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运用到钱币鉴定工作中去,也就是要处处注意发挥自己的专长。例如有书法、美术专长的,侧重于钱币文字、图案特点的分析研究;有冶金、化学专长的,侧重于铜质所含化学元素及制造工艺方面的分析研究;有考古专长的,侧重于出土地域及锈色方面的分析研究,这样才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的鉴定思路、鉴定方法。
      铜元的鉴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内容比较复杂,按照通常的要求,铜元鉴定的内容可分为鉴别真伪、铸造地点、铸造时间、区分版别和确定价值几个方面。
一、铜元真伪的鉴定
      钱币造假自古以来就有,特别是古钱币的造假多年来花样频出,使人防不胜防,铜元造假在前些年就有,但因铜元是机制币,花纹细腻,作假者很难摹仿,收藏者也易于辨认,相形之下铜元还算是一方净土。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一些利欲熏心者也将此引入造假工艺中,特别是近两年各地市场上出现的假铜元,使许多藏家大跌眼镜,许多久经沙场的老手也纷纷上当。
      铜元作伪目前主要有改刻法、熔铸加压铸造法、加热压延法和刻模机器压制法等。改刻法是将普通铜元经过焊接同类铜质后进行改刻。如将宣统三年造的十文大清铜币在“十文”二字上加铜,然后改刻成“一分”,还有的改刻几乎是采用精密仪器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如将民国二十五年党徽布图壹分铜元,在布图平裆中加铜,改刻出“平”、“津”等字,由于做工细腻,不用高倍放大镜很难看出,往往使人上当受骗。熔铸加压法仍是采用原钱翻砂做模,熔铸时给予一定的压力,以便文字花纹较为逼真细腻。这种假铜元用放大镜看钱面光洁度不够,能看到细微的砂痕,从文字上看,一般较为漫灭、平庸,图案没有立体感,如奉天光绪癸卯二十文假红铜元、伪满洲国大同二年、康德六年五厘假铜币等。加热压延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一种伪造方法。作假时,先挑选一些品相较好而稍厚重的十文铜元,通过加热到一定温度,进行滚压延伸扩大,以此充做十文大样。这种作伪的铜元,文字、图案都较平浅,没有立体感,钱面不平,周边不规整或有小裂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量较轻。雕模机器压制法,是按照原钱用机械雕模或臆造图案机械雕模,近几年高科技得到发展与普及,有的便采用电脑刻模。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假铜元欺骗性很大,往往使人上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杭州曾有人雕刻钢模铸造过一批假铜元,文图、铜质、重量均按原币,精美异常,唯在文字上显得生硬,龙图、珠圈及边花立体感不强,这批铜元后被查封,流入社会不多,人们称之为“杭州版”。前些年北京等地市场出现了许多“四川当三十”假铜元(据说这种铜元民国时就有造假,而且非常逼真),由于制作粗糙,易于辨认,不值一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阳曾出现“奉天机器局紫铜当十铜元”,文字、铜质、重量按原钱,制作较精,同出的多为中方孔,也有及少数满穿者,唯不足者是正背面文字漫灭,立体感不强,中方孔切口及外缘粗糙,内行人易于辨出,但这种铜元有经过二次加工者,是将这种假铜元经过磨边、修穿,然后进行人工打磨,再自然上包浆后欺骗性极大,使许多老藏家也上当受骗。1989年下半年在全国各大市场出现的假铜元,几乎囊括了所有铜元中的珍稀品种,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确实给收藏与研究中国铜元者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出现假铜元之初,贩假者偷偷摸摸的拿几枚骗人,而且价格较高,使不少行家上当受骗,但后来由于数量太多,发展到大堆以三至五元的价格抛售,才使大家不肖一顾。这次假铜元出自何处说法不一,笔者也没有追查的必要,但总为中国铜元中的珍品、名品沦落到这种地步,使多年从事收藏与研究铜元的人感慨万千!
      本世纪末最大的铜元造假中,可谓是珍稀品具全,从目前来看约有六十余种版别,其特点是电脑刻模,机器压制,铜质、图文、重量完全模仿原币,较为逼真,欺骗性很大。但是假的终归是假的,造假者无论如何挖空心思的摹仿,还是有破绽可寻的。首先假铜元在文字及图案上是仿照原币采用电脑刻模,但铸出的假铜元神韵很难达到原币,显得图文漫平浮浅,没有立体感;其次是假铜元虽为机器压制,但没有参与长期流通,在铜元的表面、边缘处珑角突出,充满火暴之气;第三是由于铸造的时间短,虽进行做旧处理,新的包浆泛红,斑痕点点不均匀,也不自然。
      铜元在中国出现不足百年时间,它不同于古钱传世久远或埋藏地下多年,一般不会有太重的红斑绿锈,大多表现为自然的黑红色包浆,目测显得沉着、柔和,能产生熟旧的感觉,用热水或碱水浸泡不易脱落。而新做的假铜元,有的是用化学试剂处理后生成红锈,有的是用火烧熏黑,擦油打蜡作成类似于“传世古”,但这种假锈或包浆显得漂浮、发亮,放入热水或碱水中容易脱落。再就是真品铜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揣摩,火气退去大半,敲击声音深厚、纯正,而新做的假铜元由于时间短、火气盛,敲击声音清脆、刺耳,与真品铜元迥然不同。
      以上是有关铜元辨别真伪的常用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仅限于一种,要多采用几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鉴定,这样才能将失误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在真假铜元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先静观莫动手,在铜元市场尘渣泛起、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多看一看,不要轻易的掏腰包,特别是对那些档次高又拿不准的铜元,更要避而远之。二是要虚心学习、善于探索,经常与泉友进行经验交流,了解铜元雕模及铸造方面的知识,掌握各地造币的特点,一般来讲,珍品名品铜元都出在当时的官厂,雕模技术比较纯熟,模具质量较高,造假者一般是用真币做样翻砂或用电脑照样雕模,文字、图案不及原币,表现为肤浅没有立体感,轮廓也易变形,看起来不自然。三是注重普通铜元的收藏与研究,造假者由于利益的驱动,一般都是以中高档或珍品铜元为作伪对象,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注意收集并研究普通铜元也不失是一个好时机。
二、铜元铸地和时间的鉴定
      鉴定铜元的铸造地点和铸造时间,是铜元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铜元由诞生至消亡,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坎坷的道路,最初的铜元是为了“解决钱荒”由广东地方厂试造,因有丰厚的利润才在各地推广,政府与地方为了争夺铸币权几经波折,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除国家设有总厂外,各地方势力、军阀、外国人也纷纷设厂造币,在流通渠道中更是互相倾销,相互抵制,铜元在流通中还出现了明显的区域性。
      清末至民国时期所铸铜元,大多标有铸局或地名,如户部、度支部、××省造、××军政府造或在币中心铸单省名,但也有相当部分铜元即无省名又无地名,成为一种“无主币”,因此都必须经过鉴定来区别。鉴定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依据文字、图案及花饰;二是依据铜元的式样和风格;三是铜质与包浆颜色。如清末有一种己酉年造的中心花,背面坐龙的十文铜元,没有标明铸地,最初许多资料都将其归类到户部总厂所造,后根据其铸造风格及背面龙图,确定其为吉林省在宣统年间所造。民国时各种无主币更多,如根据山西阎锡山铸币特点,将正面“壹枚”环绕嘉禾图、背双旗下铸“开国纪念币”的铜元,确定为山西省造开国纪念币。依据甘肃铸币的特点,将正面“二十文”环绕嘉禾图、背面双旗图下有“开国纪念币”的铜元,确定为甘肃省造币等。
      中国铜元大多数在铸造时标有干支纪年文字,基本上可确定铸造时间,有些铜元虽没有标明铸造时间,但留有较详细的文字资料或有当时的文字报导可以佐证。但也有相当部分铜元,即没有明确纪年文字,也没有详实的文字记载,这就需要通过鉴定来确定其铸造的时间。鉴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铸造厂局办厂与开铸时间,铸造数量;二是根据其文字及图案风格。如依据甘肃造币厂设厂的历史,可断定甘肃二十文、五十文、壹百文铜元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自兰州厂。依据史料记载,山西开国纪念币不是民国初年所铸,而应铸于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但在中国铜元的铸造中,铸造前朝或多年前的铜元也是有的,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见到一份资料,介绍民国初年为市面周转需要,湖北厂曾铸过相当数量的大清铜币,此为民国时期一位银行出纳人员所记述,估计不应有误。
三、铜元的种类与版式的区分
      所谓铜元的种类,是从铜元大的归类而言,如光绪元宝、大清铜币、民国铜元或户部造、中央造币厂造、××省造等。所谓铜元的版别,是指一类具有相同铸地、相同币文与币值的铜元,其形制、文字或花饰上有微小的区别,构成不同的版式。也就是说是用不同的钢模,或同一钢模缺损、修版前后所铸。清末民国初期,有些造币厂在钢模热处理上不得法,钢模容易损坏,有的钢模中途缺损或进行修改,反映在铜元上就出现带有裂纹或修饰的铜元。有些同一种类的铜元,因原模不是同一技师雕刻,或为同一技师雕刻又不同一时期,使铜元出现了不同的版式。如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十文铜元,在相同的式样中就有“高宝”与“低宝”的区别;福建官局造的光绪元宝十文铜元,仅背面龙图周围的云饰,竟可分出几十种版别;吉林省造的光绪元宝十文铜元,由于文字、纹饰、龙图的变化,竟可分出几百种甚至上千种版别,真可谓丰美多姿,为中国灿烂的钱币艺术宝库增添了异彩。
      对铜元进行版别区分,是收藏与研究铜元的基本工作,也是提高研究水平和鉴定水平的前提。只有通过对大量相同铜元的版式深入分析,才能掌握该类铜元的特征及韵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条件。从对铜元研究的实践中看,不同版式的铜元其价值差异极大,如北洋光绪元宝十文铜元,普通品一般40元左右,而有一种背面为小坐龙(一般称“山东龙”图,价格可达400元以上,相当普通品的十倍。山东省造的背飞龙光绪元宝十文铜元,背龙左右两侧一般多为“梅花星”或“小圆花星”,价格均在300元左右,但有一种背龙两侧为“米字星”,存世数量极稀,成交价均在3万元以上,是普通品价格的一百多倍。
四、确定铜元的级别和价值
      铜元只要进入商品市场,确定其珍稀程度与价格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虽然它与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确有很大的实用性。一般来说,决定铜元价格的主要因素是:铜元的存世量加品相加知名度。在品类复杂的铜元中,钱币学家重视的是铜元中的正用品或试样币,特别是存世数量极稀的正用品或样币。如广东光绪元宝五文铜元、广东“丙午”二十文大清铜币、广东民国七年二仙铜元、广东民国五羊铜元、福建官局二十文“大闽关”铜元、安徽光绪元宝中方孔十文铜元、安徽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安徽民国九星十文铜元、湖北“丙午”二十文大清铜币、湖北民国开国纪念币五文、五十文、湖南开国纪念币“飞龙”十文铜元、江南“甲辰”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清江丙午中心“淮”二十文大清铜币、江西“辛亥”大汉十文铜元、广西光绪元宝十文铜元、山东光绪元宝背“米字星”十文铜元、山东民国二十文双旗铜元、河南己酉二十文大清铜币部颁大样、民国背“山西”壹枚中华铜币、甘肃民国双旗五十文铜元、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飞龙”、“立龙”铜元、奉天省造光绪元宝中花“立龙”、“坐龙”十文铜元、民国东三省大写“壹分”铜元、民国哈尔滨兵舰壹分铜元、吉林“辛丑”光绪元宝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铜元、民国袁像共和纪念“大面型”、“小面型”铜元、民国五年中圆孔二分铜元及民国二十五年嘉禾试样分币等。中国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铜币,由于制数稀少,流通区域狭窄,均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物,如中央苏区一分、五分铜币、川陕苏维埃大二百文、小二百文、五百文铜元、皖西北苏区、皖西北道区二十文、五十文铜元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加盖”铜元等品类已极为珍贵。有些私铸品、代用币、筹码币,虽存世稀少,但仍不为藏家所重视。
      铜元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小,对铜元研究起重要作用。有些铜元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广东省造的光绪元宝“每百枚换一圆”背英文纪值ONT-CRNT(一仙)铜元,因为它是受西方货币和香港铜仙币影响,最早由广东采用机器制造的,因制作精美、流通便利,后成为各省仿铸的楷模,但其目前存世量大,价格不高。有的铜元由于铸数少,流通区域狭窄,有的甚至能够补充或证明史料记载之不足,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如哈尔滨兵舰壹分、江西大汉九星十文铜元、吉林辛丑当百铜元和中国革命根据地铜元等。
      铜元的存世数量,对铜元定级定价起关键作用。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界的常理,也是铜元定级标价的重要尺度,在中国铜元中,凡是存世量不超出十枚的,都应是“大珍”,有的存世量仅三两枚甚至孤品,应属极品铜元。但铜元的稀少与否不是指个别的版式,而是从大类上讲的,大类还应以正用品为主,这应是定级标价的原则。
     铜元的知名度高低,对铜元的定级定价起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近十多年来,由于受海外铜元专著和拍卖行的影响,国内铜元精品名品价格飞涨,一枚珍品铜元价格已涨至人民币几万几十万元甚至更高,一般藏家只能望而却步,除此之外,个别的中档铜元,由于制作式样新颖,也渐被藏家青睐,如奉天机器局中方孔十文铜元,由于它是中国传统制钱向铜元过渡时期的产物,引起了许多藏家的追求,价格由前几年的600多元一涨再涨,现在一般约在4.000元以上,品相好的6.000元难求,相反的是中国革命根据地铜币,海外铜元专著一般不录入,拍卖行也少见,国内研究者与收藏者也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存世稀少,价格和前几年比涨幅不大。
     铜元的品相对铜元的价格有很大影响。中国古钱多采用翻砂铸造,一般品相不佳,收藏者虽也讲究品相,但不十分苛求。铜元绝大多数为机制币,图文细腻,制作精美,常见有底坯平润,字口清晰,边道周正,有的连马齿及边沿都保持完好,一枚品相绝佳的铜元,能让人赏心悦目,能使藏家爱不释手,在与同类铜元的价格上可相差几十倍甚至百倍之多。所以在同类铜元品相不同的情况下,其市场价格悬殊极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品相好的铜元会有更大的升值空间。因此,对有些人将购入的铜元先用稀释的硫酸除锈或用砂纸、擦锅球擦拭,感到非常痛心。作为明智的收藏者,应尽量保持铜元的原品、原貌、原锈、原包浆。
      市场需求直接影响铜元的价格。市场需求虽对定级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决定铜元实际交易价的主要因素,当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会持平或下滑,当供小于求时,价格就会上扬。同时,铜元的价格也受着人们的投资意识的影响,受市场资金流向的波动。近多年由于古钱作伪猖獗,大多收藏者不敢轻易投资,相反铜元作伪的难度大,加之国际钱币拍卖会也多转向机制币,所以铜元价格一直看好,有些品类已拍出不菲的价格。
      如1994年在香港的黄文元遗物拍卖会上,安徽光绪元宝中方孔十文铜元以5.800美金成交(约合人民币4.6万元);民国二十五年孙中山像广东一仙铜币,以6.300美金成交(约合人民币5.04万元);1995年香港泰星拍卖会,一枚奉天癸卯红铜元,以1.800美元成交(原估价为30美元,落槌价是估价的60倍外加一成手续费);1996年北京嘉德拍卖会,拍出一枚安徽光绪元宝中方孔十文铜元,估价是6万元人民币;1996年,三枚互异的山东光绪元宝十文背“米字星”铜元,以人民币6万元成交;中国铜元之王四川光绪元宝当三十水龙、飞龙一对外加广西光绪元宝十文铜元共三枚,以150万台币成交(约合人民币50万元)。而到2010年秋香港黄华枢钱币专场,最具代表的铜元当属四川光绪元宝当三十红铜飞龙,以306.36万元成交,打破了近几十年来中国铜元没有过百万元的单枚记录。2011年春,北京华夏国拍铜元专场:“直”字二文大清铜币,成交价50.4万元;广东五羊铜币成交价30.24万元。2011年上海崇源拍卖:清代度支部造币总厂“铜币一文”试铸样币,背龙图,未发行,存世罕见,以27万元落槌;清代河南省光绪元宝当制钱十文黄铜试铸样币,镜面效果,美国新泽西州造币厂试铸,罕见,完全未使用,以20.7万元成交;清代“奉天造当百”筹码铜币,巧克力包装,保存完好,近未使用至完全未使用,伍德华旧藏,以11.05万元成交;清代宣统三年二十文铜质样币,诺曼亚格斯旧藏,最终以34.05万元成交;民国元年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十文样币,小面像版,打制清晰,巧克力包浆,以20.7万元成交。2012年北京嘉德春拍:“江南试造当十制钱一统万年”机制方孔钱,以22万元成交。拍卖价及市场交易价一再创新高,拍出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价钱,快速刷新了人们对中国铜元的一贯思维。影响铜元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其存世量的多少和品相的优劣,还主要根据制造年代、用途、历史作用以及工艺等来决定,一般来说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看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一般来说应以正用币为主,价格最高;
2、试铸币、呈样币一般存世稀少,在与正用币存世相同的情况下,价格略低;
3、无面值币(章)、筹码币、代用币等,虽存世稀少,定级较高,但因为是非正式流通货币,价格应低;
4、错版币铜元中的汉文、满文、英文错误,凡属国家发行的正用币,价格应高,民私、洋私价格应低。错版阴阳文、偏打、重打属铸币过程中之误,虽存世稀少,价格应略低,合背、合面或有意加记号等,属人为戏铸,价格应较低;
5、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铸币,因当时铸数少,流通区域狭窄,在钱币界未引起人们重视,更因为他是中国革命珍贵的历史文物,所以价格应高;
6、本表以上品铜元为标准标定人民币价。
五、收藏与研究中国铜元的目的意义
      中国铜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形体虽小,但涉及面很广,它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近代财政经济状况。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经济史重要的实物资料,是一门“小中见大”不可忽视的学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它,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刻苦钻研,不断探索,力求有更多的新品问世。努力发现和发掘中国铜元中的名贵品类,不断丰富钱币艺术宝库,这决不是单纯的为了争奇斗富,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爱好,这是对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的贡献,也是进行钱币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铜元从发行到现在,虽仅百年的时间,但由于战乱及后来的回收处理,现存实物已不多见,部分稀品、珍品存世已寥寥无几。因此,不断探索发掘新品类,是每个钱币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在研究中还要善于“以币证史,以史论币”,把钱币研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和爱国主义教育及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因此,在研究铜元中,一定要跳出所谓“玩钱”的圈子,结合近代中国人民遭受半封建半殖民地压迫剥削的苦难史,充分认识今天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铜元在中国发行、流通,前后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它在中国货币长河中仅为十分短暂的一瞬间,但是其品类繁多,形制复杂,却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至今仍有待钱币研究者进一步探讨,有许多品类需进一步去发掘,希望有更多爱好者加入这一行列,希望有更多的问题得到解决,希望有更多的新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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