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明四朝官方纸币“字料”“字号”考—兼谈我国流通纸币冠字号码的起源[泉友社区]

摘要：“字料”“字号”是我国古代纸币管理和防伪的重要措施。最早以“字号料次”的形式出现在北宋的“官交子”上，并形成了“名称—批次”模式的“编号系统”。从1154年开始，“字料”“字号”便正式出现在了金朝的“交钞”上，同时采用《千字文》编号，形成了“批次—号码”模式的编号系统。这就是后世纸币冠字号码的起源。本文注重实物例证，并借鉴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宋金元明四朝官方纸币的编号方式以及后世纸币冠字号码的产生背景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宋金元明，字料，字号，纸币编号，冠字号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这得益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例证。

我国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宋朝。两宋时期官方纸币的主要品种是“官交子”、“钱引”和“会子”。官交子是北宋的官方纸币，钱引跨越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时期，会子则是南宋的主要纸币。

北宋初年（1008年以前），四川成都地区出现了一种代为商人保管铁钱而开具的取钱凭证楮纸券，称为“交子”，这便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由于这是一种民间行为，既没有统一的管理，也没有统一的格式，曾一度引发混乱。为此，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北宋政府决定将交子改为官办，天圣二年（1024年）第一界“官交子”正式发行，这便是历史上由官方发行的第一种纸币。后来由于官交子贬值，崇宁五年（1106年）北宋政府又将官交子改名为“钱引”，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开始正式发行，一直延续到南宋。

南宋继续发行纸币。四川地区仍叫“钱引”，两淮地区则发行“交子”、“关子”和“会子”，其中流通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是会子。会子最初也由民间发行，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南宋政府将会子官办，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式由官方发行会子，并成为以后南宋的一种主要货币。

出于管理和防伪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搜刮民财的手段，宋代的两种主要纸币“官交子”和“会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实行换界制度的。即每一次发行的新钞都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到期持旧换新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官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自天圣元年（1023年）到崇宁五年（1106年）共发行42界，从第43界开始以后就改称“钱引”了。“次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1“会子”在官办之初并不立界，乾道四年（1168年）南宋政府决定立界发行会子，“三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从乾道四年（1168年）到嘉熙四年（1240年）共发行18界，第18界以后就不再分界发行了。

换界制度的存在，决定了每次换界时都需要程度不同地更换纸币的版式图文。“例如，交子每一界要印制五种版式，每种版式以一个字为代号，每界的五个字，可以组成五言吉语，……。”2乔晓金、卫月望两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至于每界的交子，还有具体的格式，如以第七十界为例，是辛巳三十一年发行，字号是‘至富国财并’五个字（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每字使用一故事图，依次是‘合欢万岁藤；龙龟负图书；三耳卣龙文；关隐之酌贪泉赋诗；王祥孝感跃鲤飞雀’” ③。如果字号与图案、印章的搭配不符，便可认定为假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官交子换界时各界中的每一种版式都用一个特定的字来表示，这个字便是这种版式的“字号”。而这些字，是预先排好了顺序的。如交子（钱引）第七十界至七十七界的字号依次是：至富国财并，利足以生民，强本而节用，旧法行为便，时序货之源，善治立经常，化国日舒长，维币通农商。这些被赋予了顺序意义的字，便是交子（钱引）字号的集合。笔者认为，交子（钱引）的“字号”即为后世纸币“冠字”的雏形。

宋代纸币无实物存世。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现在国内能见到的实物，只有一帧北宋交子的印版拓片（现存辽宁博物馆）（图1）和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图2），而这两件历史遗物的真伪性目前尚无定论。按照盛观熙先生的意见：“前者似非北宋官方正式颁行之物，后者疑为南宋时期民间仿官方私自雕刻的伪会子版”。4观察两件遗物上的文风书法，实与宋代钱文书法争奇斗艳的情况相去甚远，因此笔者赞同这种意见。由于这两件遗物的真伪性难断，信息量有限，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根据史料记载对拓片、印版以及宋代纸币的内容和式样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为我们研究宋代纸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料。

观察北宋交子拓片我们看到（如图1），上部为10个方孔圆钱图，中上部为“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这二十九个字，下部为房屋和人物搬运货物图，右侧中部有竖写的“千斯仓”三个字，这就是交子拓片上的全部内容。既是民间之物，就不可能具有官方的“信用性”、“法律性”和“严肃性”等信息。为此，乔晓金、卫月望两先生指出：“综合以上记载，官交子的具体格式必须包括以下内容：①界分，②年号，③贴头五行料例。就是钱帖子开头照例应有的五行字，包括正中间是面额，两旁是字号料次（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再两旁是罚则和赏额。……。④边框花纹，……。⑤故事图，……。余外再加六颗印信。”⁵从宋代纸币的字料字号方面来说，笔者理解以上引文中的“料次”即指“字料”。关于“料”字，《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⑥量词，中药配方全份叫一料”。而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的解释为“计算，统计”。因此，“料”字也多用在数量的统计方面。如“宋理宗赵昀时，交子与钱引发行满九十九界，又改发三料川引”⁶

那么，官交子的“字料”究竟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字号”是官交子在某一界中某一种版式的名称，一种版式（字号）就是一个印刷批次。在印制发行的不同阶段到底发行了多少个批次（字号）呢？这需要有一个量的统计，于是古人借用了“料”字的统计意义，用“字料”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字料”就是已经使用过的字号数量的一个动态统计量。

从“又改发三料川引”中我们看出，官交子（钱引）的发行方式是按料发行的，那么，什么叫作官交子的一料呢（即一料中含有多少个字号）？笔者未查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试作如下探讨：

从发行的角度来说，每一次发行不仅应该考虑发行量的大小，而且还应该考虑券种的搭配，以防市场上出现券别阻滞造成流通不畅的问题。官交子是一种兑现纸币，具有一定的发行限额，每界的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面额最初为壹到拾贯10种，“自宝元二年（1039年）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2种，五贯占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熙宁元年（1068年，笔者注）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一贯占总发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占十分之四。”⁷现以五贯和十贯这种情况为例来分析一界中每种面额五种版式中的一种版式（字号）的理论印制量：

对一界官交子而言，五贯的发行额为1256340×2／10＝251268﹙贯﹚，一张的面额为五贯，共有251268×1／5＝50254﹙张﹚，则每界五种版式中一种版式的平均印量为50254×1／5＝10051﹙张﹚，即一界中五贯面额的官交子一个字号的印量为一万张多一点。同理可得一界中十贯面额的官交子一个字号的印量为201334张，即二十万张多一点。故面额为五贯和十贯两种时，一界官交子一个字号的印量约为二十一万张多一点。从官交子限额发行、是大面额货币以及流通区域限于川蜀这三方面来说，估计一次的发行量不会太大，亦即五种版式不一定全部尽数发行。即使一次最少发行一个字号（21万张），正常情况下对于一个局部地区的市场需求来说，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数字了。因此笔者认为，每一界中各种不同面额的同一个字号就是官交子的一料。

由上可见，“字号”和“字料”从“字”和“量”两个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官交子的“信用性”和“严肃性”，这便是我国纸币最早的“编号系统”，其模式是“名称—批次”，只是还没有具体到对每一张纸币编号。笔者认为，其中的“字料”即为后世纸币“号码”的雏形。

从乔晓金、卫月望两先生关于官交子票面格式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出，代表“字号”和“字料”的文字分别位于票面的左右两侧。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一是“字号料次”的内容分别用什么文字来标示？二是“字号料次”各位于票面的哪一边？三是表示“字号料次”这些处于经常变动状态中的文字是如何印上去的？首先，官交子的“字号”应该用某种版式所对应的那个字来标示，如“至”字、“富”字等。“料次”则用大写的中文数字来标示。其次，由于“料次”是“字号”的数量统计，应该是先有字号才有对于字号的统计，按照古时行文右为上的习惯，“字号”应位于票面的右侧，“料次”则应位于票面的左侧。以上关于“料次”的用字和所处位置的猜测，均可通过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上的“第壹佰拾料”的用字和位置得到印证，因为会子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会子的这种做法，很可能是从交子（钱引）的做法中继承下来的。至于说表示“字号料次”的这些文字是如何印上去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理解是：由于交子印版是铜质的，而中国采用铜活字印钞就目前的资料和实物看，应当始于1154年开始发行的金朝“交钞”，故北宋时期官交子票面上用以表示“字号料次”的这些文字，不可能采用铜活字印刷，而很可能是手写或用印章钤盖的。

对于南宋“行在会子库”印钞铜版，（如图2）尽管有仿官方之嫌，但既是仿官方，在基本格式方面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出入，否则将会威胁到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从会子票面式样方面来说还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这块钞版于紹兴三十一年至乾道四年（1161年---1168年）之间在杭州铸成。⁸观察会子印版拓片可知，在会子票面的中部有横写的“行在会子库”五个字，上面中部是关于伪造会子法的56个字，右端竖写“大壹贯文省”，左端竖写“第壹佰拾料”，下面是宝藏之图。钱币学家王荫嘉先生指出：“左右如楹联曰，大壹贯文省，曰第壹佰拾料，中三字活置（指“壹佰拾”这三个字，笔者注），可任意抽换。”⁹盛观熙先生根据自己对印版实物的观察更进一步指出：“分析会子版，……，还需要提到的是上部左右两侧，有两活置的名和料号，其文字书法更显拙劣。”¹⁰笔者理解，此处的“名”即指“字号”，“料号”即指“字料”。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不仅可以得知，会子票面上用来表示字料字号的文字是采用铜活字印刷的。而且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其一，会子票面上用来表示“字料”的文字是大写的中文数字。

其二，“字料”位于会子票面上部的左侧，其表现形式是“第某某料”。

其三，从“壹佰拾”这三个铜活字依然残留在钞版上来看，按照常理推测，这块钞版是在印完第壹佰壹拾这一料之后便不再使用了。从钞版的铸成时间上来判断，这块钞版开始使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161年——1168年之间。从会子的发行时间上来看，从1168年开始立界发行（三年为一界）到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共发行18界，第18界以后便取消了分界发行的办法。因此，会子从1168年到1240年分界发行的时间为72年，平均每隔4年换一次界（虽然规定三年为一界，但事实上常常延长界期）。按照前述交子的发行办法：每界五种版式，一种版式使用一个字号，一个字号即为一料。在这72年中共使用了18×5＝90个字号，即共发行了90料。钞版上的第“壹佰拾”料说明，这块钞版在1240年之后仍在使用，用它又印制了20个字号后才被弃用，时间似乎应该在1264年。因为“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 ¹¹。由此看来，这块钞版是保留了1264年时的使用状态。由此还可以推知，官办会子总共发行了壹佰壹拾料。

另外，按照盛观熙先生的发现，在会子印版上部左右两侧还有两个用以表示“名和料号”的文字。笔者没有见到钞版实物，不知道这“文字书法更显拙劣”的两个字是什么样的文字。如果这两个字确系代表会子的“字料”和“字号”且为《千字文》中的两个字，说明会子字料字号的含义与交子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且实现了对每一张纸币进行编号。从官办会子的发行时间（1161年）晚于金朝“交钞”（1154年）来判断，是极有这种可能的。“宋人谢深甫（1145——1210）〈庆元条法事类〉（1202）卷30云：‘料例，以千字文为号’”¹²《庆元条法事类》是南宋法律经济资料的汇编，是宋宁宗在庆元年间命宰相谢深甫修编，于嘉泰三年（1203年）颁行的。时值第12界会子发行之际，这时的记述自然应该反映当时及其在此之前的状况。这说明南宋的会子是采用千字文编号的。类比金朝交钞，结合会子钞版上的“第壹佰拾料”我们可以推知，这两个铜活字中位于钞版上部左端（即纸币右端）的那个字代表字料且为一个“拱”字（“拱”字是千字文中的第110个字）。上部右端（即纸币左端）的那个字代表字号，是该枚纸币的单张号码（具体文字不祥）。但这样一来，“字料”似有重复之嫌，而这很可能是为了强化防伪功能而为，近现代纸币中也不乏冠字号码在同一张纸币上重复出现的例子。从实物例证方面来说，会子钞版上的这两个铜活字便是宋代纸币最早实行千字文编号的唯一证据，它至少比金朝的“交钞”晚了七年。

金朝于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由户部尚书北宋降臣蔡松年主持发行纸币，名曰“交钞”。据《金史.食货志》记载：“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所谓“复钞引法”，确切地讲是“金循宋四川交子之法置交钞”。¹³交钞刚开始发行时以七年为限，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改为无限期通行。自此以后我国的纸币便不再分界发行。到贞祐三年（1215年）改名为“贞祐宝券”，交钞的行用时间共有60余年。

金朝纸币无实物存世，但却遗存有多块印钞铜版。从印钞铜版拓片上看，不论是交钞还是贞祐宝券，“字料”和“字号”作为票面文字的重要内容首次明确地出现在了纸币的显赫位置（如图3和图4）。“字料”和“字号”这四个字也与票面上的其它固定文字一样被刻在了印版上。从票面格式方面来说，这是与交子拓片、会子印版的一个明显区别。例如，通过观察陕西东路壹拾贯交钞印版拓片（图3）可知，在其钞面的上部边框外横书“壹拾贯”三个大字，边框内四周为花栏，花栏内上部正中竖写面额数字“壹拾贯八十足陌”，右有竖写的“字料”两字，左有竖写的“字号”两字。再向外两侧竖写赏罚条例，下方竖写的文字为发行机构和印造日期等内容。又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贞祐宝券”伍贯两合同钞版（图4），边框外上部横书“伍贯”两个大字，边框内四周为花栏，花栏内上部横书钞名“贞祐宝券”，中上部的中间竖写面额“伍贯八十足陌”，右侧竖写“字料”两字，左侧竖写“字号”两字，其票面格式与交钞大同小异。

通过观察印版拓片以及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我们得知，在“交钞”或“贞祐宝券”钞版“字料”“字号”的上方，都预留了用以填植活字的方形凹空。有一个凹空的，一般在“字料”上方，如在贞祐宝券伍拾贯两合同钞版（平阳太原府两路通行）上，字料上方有一个明显的方形凹空，但在字号上方却看不到有这样的痕迹。也有“字料”“字号”上方各有一个凹空的，如上海博物馆藏贞祐宝券伍贯钞版（图4）。宋金纸币史家刘森先生指出：“金钞版用活字是沿袭宋制，其编号活字取自《千字文》”。¹⁴由于没有足以说明北宋纸币用铜活字印刷且用千字文编号的实物依据，因此，从实物例证方面来说，金朝交钞是中国纸币史上运用铜活字印刷且采用千字文编号具有实物证据的第一种纸币。

《千字文》原是南朝梁武帝（502年—549年）从王曦之作品中取了一千个字令其亲人练习书法，后来觉得杂乱无章，于是又命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成了一篇文章。其特点是这一千个字不重复且具有固定的顺序，因此适合用作连续编号。用千字文编号，就是分别用《千字文》中的一个字来表示“字料”和“字号”。“字料”代表批次（相当于现在的冠字），一批的理论印量是1000张。“字号”代表纸币的单张号（相当于现在的号码），每张各不相同，一个号码就是一个“字号”，1000个字号称为“一料”。利用《千字文》中的一千个字，理论上可以印出一百万张纸币而不重号。例如在徐子隐藏金代贞祐宝券伍贯印版的“字料”上方保留了一个“輏”字，“輏”字在《千字文》中是第794个字，说明正常情况下这种贞祐宝券已经印制了近80万张了。

自从“交钞”面世之后，“字料”“字号”的内在意义和表现形式便发生了变化。在交钞之前的交子、钱引的编号系统中，其模式为“名称—批次”。在这里，“字号”代表某一批的名称，“字料”是批次的统计量；“字号”用与某种版式对应的那个字来表示，“字料”用大写的中文数字表示；在纸币上“字号”在右侧，“字料”在左侧。它还没有实现对每一张纸币进行编号。而在交钞和贞祐宝券中，“字料”演变成了某一批的代号，而“字号”则演变成了纸币的单张号码；用来表示“字号”和“字料”的文字均取自《千字文》；在纸币上“字料”位于右侧，“字号”位于左侧。因此，这种编号系统的模式为“批次—号码”，它已经实现了对每一张纸币进行编号。这就是近现代纸币冠字号码的原始形态，只是名称、格式和所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已。由此看来，我国纸币的冠字号码最迟从公元1154年开始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之所以说“最迟”，是因为根据前述的“金循宋四川交子之法置交钞”，以及刘森先生的“金钞版用活字是沿袭宋制，其编号活字取自《千字文》”，考虑到“会子”的发行时间晚于“交钞”，所以无论是“循”也好，还是“袭”也罢，交钞肯定不是仿会子。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在交钞之前的交子或钱引上，就已经运用了铜活字印刷和千字文编号，只是苦于没有实物支撑，这样的判断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元朝从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纸币。主要有“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和“至正交钞”三种。其中，“中统元宝交钞”是币值最稳定的钞币，“至元通行宝钞”是流通时间最长的钞币，“至正交钞”是发行量最大贬值最严重的钞币。元代纸币和印钞铜版均有实物存世。从纸币实物拓片上看，其票面内容与布局和金朝的“贞祐宝券”大同小异。如在贰贯的“至元通行宝钞”的币面上（图5），边框内上部横书钞名“至元通行宝钞”，钞名下面四周为花栏，花栏内上部横书面值“贰贯”，面值下有钱串图案（20串），右侧横书“字料”，左侧横书“字号”（金朝纸币上这二者是竖写的）。在字料字号的上方各有一个空位，字料及其空位上面竖列八思巴文“至元宝钞”，字号及其空位上面竖列八思巴文“诸路通行”。花栏内下部竖写十一行文字，内容为印发机构、赏罚条例、发行年月等。背面上部为竖长方形花栏，内有钱串图案与面值，下为一颗红色印章。

元朝纸币仍用《千字文》编号，钞版中“字料”“字号”的上方留有用以填植活字的凹空，以备印钞时填入铜活字。在一些出土的纸币实物上仍可看到字料字号上方的两个字。如现藏内蒙古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的“至元通行宝钞”贰贯原钞，在其钞面可见字料字号上方各有一个“劭”字和“口”字，15。在《千字文》中“劭”是第976个字，“口”是第806个字，这表明这张纸币是第976批第806号。

明朝只有“大明通行宝钞”一种纸币（如图6），钞面内容与格式沿袭元钞形制，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和印版均有实物存世。从纸币实物拓片上看，正面无“字料”“字号”编号字样。关于“大明通行宝钞”的编号问题，不仅在纸币实物上、图片上看不到编号的内容，而且在很多书籍中也均未提到这一问题。曾有资料显示，现藏贵州博物馆的大明通行宝钞壹贯铜铸印版的背面，有两处长方形凹空，内植入“泉字”“叁拾号”共五个铜活字，并据此认为这五个字分别代表字料与字号。而从大明通行宝钞贰佰文、壹贯纸币拓片的背面来看，格式与内容基本类似：背面上部为一颗红色印章，下部为竖长方形花栏，花栏内上部为面值，下部为钱串图案，均未发现有类似于“泉字”“叁拾号”的编号字样。如果上述五个铜活字确系代表纸币的编号，那么即使字和号前面的文字不一样，在每一张纸币上也应该有类似的其它编号文字，但实际却没有。由此看来，“大明通行宝钞”是不编号的，这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纸币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

结语：从中国纸币的发展史这个大背景下考察，除明代外，对纸币实行编号贯穿于其它各个朝代纸币发展的全过程。就编号的不同形式来说，字料字号仅是其中的一种，它始于北宋的1023年而止于元末（1341年），共有300多年的历史。这种编号形式在明代以前独成一体，从清代开始便发生了变化。就字料字号所使用的文字来说，最初北宋的“官交子”字号使用一些特定的字（如至、富、国、财、并等），字料则使用大写的中文数字。南宋会子的字料使用大写的中文数字和千字文兼而有之，而字号则使用千字文。金元纸币的字料字号均使用千字文。而纸币的印刷批次使用千字文，则一直延续到清代和民国时期。(作者：耿贵文)

注释：

①⑦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册）丙编典志第四章第三节：宋代的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王会娟著《钱币图鉴：钱币收藏入门》，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第156页。

③⑤乔晓金、卫月望《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

④⑨⑩盛观熙《两宋钞版辩析》，《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第445页。

⑧121415潘吉星《论金属活字技术的起源》，《科学通报》1998年8月第43卷第15期。

11快典网：《中国历史—赵宋》：经济（会子危机）。

13裴铁军《金代交钞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吉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