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君宜王莽”、“放牛洪武”到“唐代大中”立意不成立

——与《钱币》报刊登的长光明两篇钱币研究文章商榷

 

近读泉友长光明先生在《钱币》报上发表的两篇都打了问号的钱币研究文章《朱元璋—古代铸钱第二高手？》（2014年7月下半月·第14期· B5）、《从放牛洪武到大中通宝的疑问？》（2014年8月上半月·第15期·C5），颇有感触。笔者认为，其文的确要打上几个大问号，所谓的“君宜王莽”、“放牛洪武”、“唐代大中”立意和考证不能成立，愿与作者商榷。

一、“君宜侯王”并非“君宜王莽”。

首先，长先生在《朱元璋—古代铸钱第二高手？》中云：“（五铢）君宜王莽……，钱穿四四方方，非常工整，铸工精细”，但观其钱币照片并非如此，仅量其图上尺寸，上下廓、左右廓之间的尺寸就很不一致，方穿呈左斜形，且时钟约12至3点之间的“五”字一横和外缘廓包浆似已近脱落，上千年的古钱真品包浆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而其正、背面的锈色也不同，可见其同时刊登的其他照片便知。对照笔者收藏的这枚“五铢·君宜侯王”真品，包浆深沉真实可靠，才可称得上“圆圆方方”的精工之作（图1），因未见长先生的实物，是否真品，不敢肯定，但一种美感的心情已蒙阴影。第二，该钱文为上下相对“旋读”，即从左往右、从右到左读作“君宜侯王”，而非“君宜王莽”。即其中的“侯”字并非“莽”，此“侯”为省去“亻”旁篆书，这在战国布钱和古代文字中常见；而“莽”字按“六书”的原则判断，无论如何也与“侯”字搭不上边，且篆书“莽”字从甲骨文到金文以及小篆文的写法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不存在异书的问题，可去查一下书法字典。但“侯”字的写法却变幻多端，此钱文“君宜侯王”之“侯”的批注，可见华光普《中国古钱目录》第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以及其《中国古钱大集》（甲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87页，不见有改创。第三，由于其文中的“侯”与“莽”未分清楚，导致其立意出现重大失误。不说钱史和相关史料上没有什么“君宜王莽”的片言只语可作支撑，即使有所谓“君宜王莽”钱，也绝不会是王莽铸造的，单就该钱上的“五铢”二字就可证明。史载，王莽为谋取篡汉的正当性，利用古代的谶纬信息在其钱币上大肆去“劉”姓化，“尽废五铢钱”。他在《王莽传》中说：“今百姓咸言皇天格汉而立新，废劉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为避忌讳，王莽除废掉“五铢钱”外，连他第一次进行币制改革时铸造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钱，也全部废除，并将“钱”字变为“泉”（图2），后来的钱币学家写“钱”字时常写为“泉”，这就是“钱”变“泉”的由来。据此，王莽又怎么会通过在铸有“五铢”二字的“君宜王莽”钱来为其篡汉“做广告”（长先生文中语）呢？那王莽不是自打嘴巴而让天下人耻笑吗？王莽没有那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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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该“五铢·君宜侯王”，应为汉代的厌胜钱。汤可可《中国钱币文化》第3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引智龛《人物形五铢钱》（《上海钱币通讯》第1期，1987年7月）中说，“自古以来，福禄相连。对禄的追求同样体现于厌胜钱，与对福、寿、财的期盼一样，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1963年，河南宜阳洛河岸边窖藏发现的近200千克半两、五铢钱中，有几枚五铢钱铸有人物形象：“一人若仕人状冠冕重翅，长袍博带，双手持笏；另一人为束腰妇人……。相伴出土的五铢厌胜钱，即有‘君宜侯王’、‘宜官秩吉’、‘常思君安’、‘宜封子孙’等文，正与此对照。”其意思是“君宜侯王”等字文正是对“冠冕重翅”人物像的注解，即“君宜侯王”所表现的是汉代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从“君宜侯王”字面上考证也是：君，敬称。《战国策·齐》四：“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宜，合适、相称；侯，古代称列侯、诸侯，《战国策·秦》五：“少庶子甘罗曰：‘君侯（指吕不韦），何快什也？”；王，《辞源》11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词条注（2）：“诸侯。嗣君即位或中原地区外各族朝天子称王。”《书·大禹谟》：“无怠无慌，四夷来王。”而《诗·大雅·假乐》中的“宜君宜王”则是最确切的注释。

二、“放牛洪武”并非学王莽

长先生在其《朱元璋—古代铸钱第二高手？》之“二”的第一自然段最后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对自己这段放牛娃的生活很有感怀，于是学王莽黄帝陈（笔者注：即“大泉五十背黄帝·陈”钱）的办法特别铸了一枚洪武通宝背放牛娃”，不知长先生的根据何在？其又在《从放牛娃到大中通宝的疑问？》之“三”引“洪武血染放牛娃”的传说后，说：“此事只能是一种传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想，明初很可能铸了洪武通宝（背放牛娃）”。这些都是长先生凭空设想的，两篇中的结论自相矛盾，不攻自破，显然这都是胡编乱造的伪命题。倒是《钱币》报2014年7月上半月·第13期·b8刊登的杜天麟《从‘放牛娃’到’大登殿’话’洪武通宝’》写得真实可靠,我是认真拜读了两遍的,长先生为什么不去看一眼,却又杜撰出第二篇同样的伪命题,真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不仅对自己的“放牛娃”身世十分忌讳，不仅不可能出现什么“学王莽黄帝陈铸放牛洪武”，而且在他首铸的洪武钱上因忌讳其姓名中的“元”字，一律称“通宝”不称“元宝”，试看洪武钱中有哪一枚是“元宝”？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连他姓名中的“元”字都不敢碰，设计者还敢造“放牛娃”揭他的短。明朝时人谈迁《枣林杂俎》之“避讳”中说：“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朱元璋忌讳成癖，还有象长先生文中所说的“铸钱者就设计了这枚象征和平景象图案的钱币。朱元璋看后说……”的事情发生吗？民间街头巷议是一回事，编故事又是一回事，考古则是非常严谨的事，开不得半点玩笑。即使是引用正史，也要去伪存真。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长先生的《朱元璋—古代铸钱第二高手？》的结论中说：“王莽铸了大泉五十背黄帝陈，朱元璋铸了洪武通宝背放牛娃，所以说，如果王莽是第一铸钱高手，朱元璋可以称得上第二铸钱高手了”，这是什么逻辑，真叫人啼笑皆非。若设：“放牛洪武”是学的王莽“大泉五十黄帝陈”，那朱元璋怎么就变成铸钱第二高手了呢？二者可是风马牛不相及。古代铸钱高手，朱元璋不仅排不上号，而且洪武通宝包括整个明朝的钱币，大都艺术性比较差，不注意钱的变化，文字书体也不讲究，形制不规范，制作也不精整。清代著名钱币收藏家、钱币著录家戴熙在其《古泉丛话》中云：“世称王莽、宋徽宗、金章宗三个朝代的钱为‘铸钱三绝’”，此结论自古以来一直得到钱币界的认可。可将洪武通宝与宋徽宗、金章宗的钱币去比较一下，不就很清楚了吗？

三、“有没有唐代的大中通宝”是伪命题。

令人十分好奇的是长先生的第二篇《从放牛娃到大中通宝的疑问？》，怎么又把朱元璋的“大中通宝”与唐宣宗、唐懿宗曾使用过的年号“大中”挂上了钩。唐懿宗铸的“咸通玄宝”小平钱是“八分书”（图3），而“大中通宝”（图4）是楷书，显示各自不同时代的气息特征，其形制、铜色等也不一样，长先生的想象力也太过丰富了吧。中国古代帝王的年号不少特别是宋代，就不能说都有可能铸钱了，往往伪造者就是利用其年号铸造什么孤品迷惑人。应该说经过北宋、南宋、清代特别是现代对古代钱史的研究挖掘，什么朝代的什么年号铸了钱，都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即使新发现的创建品，也要经过反复考证，并能得到钱币界的一致认可，才能成立，一时不能确定的都注明“待考品”。同时，“大中通宝”并非是“年号”钱，此为明太祖为吴王时，未有明之国号，且未改洪武号，先所铸的大中通宝钱。由此笔者想到丁福宝《古泉大辞典》（下册）第120页分别引《古泉汇》、《坚瓠集》（中华书局，1984年）以及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第643页中都讲到了明熹宗朱由校的“天启”年号的故事：以天启为年号，已被用过几次，（南朝）梁萧庄、（北朝）魏元法僧并南诏及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徐寿辉等，均以天启为号。古代帝王忌袭用旧年号，而当时的内阁不知道，后有“宰相不读书，后世传笑柄”。所以，笔者在写钱币考证文章时，都要先反复查找资料、分析资料的可靠性，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下笔，以免闹出笑话来。（作者：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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