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收藏家黄志明:民国二十八年布图仙版铜圆铸地小议

民国二十八年造正面为国民党徽，背面为古布图壹仙和贰仙铜圆（下称仙版铜圆）的铸地问题，泉界向来颇有分歧。有的认为该币出于广东的韶关，有的则认为是产自广西，近一个时期来泉家们又多认为应是云南昆明所铸。由于该币至今尚无史料可证，所以论者诸家大都只作结论不阐依据，令后学者不知其所以然。
 
      铜圆的铸地涉及铜圆的铸主和流通的区域，是铜圆分类的主要依据。通常非中央政府铸行，又没标示铸地的铜圆，泉界称其为“无主币”①。鉴定无主币的铸地，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从相关的文献中考证出该币的铸地，如河北的民国十三年中华铜币和绥远的白塔铜圆等。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对铜圆的文字﹑图案﹑形制进行鉴别，考其特征，然后以相同特征且铸地明确的铜圆为依据，得出该种铜圆的铸地。如山西的一枚和河南的旗上星二十文铜圆等。仙版铜圆既无史料记载，图形又是仿自中央政府发行的辅币，虽其“T”型边纹很独特，但却缺乏可借鉴的同类币，故其铸地问题无法用常规的方法进行鉴别。在我国以“仙”为币值单位的省份除港﹑澳地区以外，只有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在1939年（民国28年）的背景下，粤﹑桂﹑滇三省的铸币条件不尽相同，通过比较，从中排除不合适或不具备条件的省份，使仙版铜圆铸地的问题，有一个符合实际的推论。
 
一﹑仙版铜圆的铸主的问题
 
      仙版铜圆是一种区域性辅币，这从其仙值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按常理区域性的辅币是由该区域的政府机构所发行。1937年（民国26年）中央造币厂内迁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造币厂先后被中央造币厂接收，成为中央造币厂的分厂，因而有的泉家认为仙版铜圆是由中央造币厂的分厂所铸②。但从隶属关系来看，造币分厂隶属造币总厂，造币总厂隶属中央财政部，则仙版铜圆的铸主应是中央政府。但由于当年成都和桂林两家造币分厂都在大量铸行民国28年造一分红铜圆，于是便出现了同是造币总厂所辖，同是民国28年所造，为何成都造币厂就必须是足重的一分红铜元，而仙版铜圆就可以是减重近半的黄铜圆，又为何桂林分厂试图在古布图下加铸一小小的桂字都被否定，而这相去甚远的仙版铜圆，却能照铸不误的问题。根据1936年（民国25年）所颁布的《辅币条例》，由中央政府来发行区域性辅币，既不合逻辑，又有悖法理。只有金融体制独特，中央政府对铸币管制较少的边远少数民族省份，仙版铜圆才能成铸。因此仙版铜圆应是由边少省份的政府机构所铸行。
 
二﹑仙版铜圆的流通区域的问题
 
      仙版铜圆是流通币，这从其存世量可以得到证明。它的质地﹑重量和币值所形成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流通领域里的空间，即是说仙版铜圆的流通区域，应是在中央政府发行的分值铜元还没流通区域。因为一方面，仙版铜圆不是法定辅币，在法币广泛流通的市场里，仙版铜圆的币值缺乏保障。除非没有选择，否则没人愿意接受。另一方面，按照价值规律，在同一时间内两种不同价值含量而面值相等的金属币，不能在同一市场等值使用——即红铜质量6.5克的一分铜圆，不能与黄铜质量3.6克的壹仙铜圆按枚兑换，否则便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红铜分币会在流通过程中迅速沉淀而退出流通，而质次量轻的黄铜仙币反而会充斥市场。民国政府于1936年（民国25年）颁布辅币条例，同时大量铸行壹分和半分铜圆。“这些铜圆很快被老百姓接纳③。”“此系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多，流通区域最广的铜圆④。”能使这种铜圆三年后仍不能在当地市面流通的区域，除了北方的日占区外，就只能是币制不同和相对闭塞的边少省份。因此象韶关这样处于湖广铁路上的交通重镇，分值铜圆早就通行无阻，再铸仙版铜圆必然会出现被排斥的现象。
 
三﹑铸行仙版铜圆的条件
 
      民国政府在推行法币政策时期，仙版铜圆是唯一能成功进入流通领域的地方辅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铸行地方辅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成功铸造和发行，第一，当地市场对辅币确有需求，且所铸辅币的形制能适合当地商民的行用习俗才能为民众所接纳。广东曾于1918年（民国7年）铸行过二仙铜币，因该省市面不缺小面值铜圆，且双铜圆又不合适商民行用习惯，故遭市场排斥，发行不久即回收销毁⑤。在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区域，由于长期缺铸小面值铜圆，市面小额交易不便，故发行小面值新辅币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国民政府不进行干涉，仙版铜圆才能铸行。1936年秋“两广事件”被平息之后，南京政府已攫取了除日占区以外各主要省份的控制权。铸币权专属民国政府，此时若擅自铸币，将会被视为挑战中央的管制权而遭严厉制裁。只有少数保持自治的省份其铸币行为不被干涉，就如疆﹑藏﹑滇等省。第三，铸币必须有利可图，铸主才会乐意为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铸币以牟其利是其铸币的主要目的之一。倘若铸币要亏损贴钱，或是说铸币的余利必须如数上缴中央财政。那么地方政府就不会主动去铸币，更不会去铸那些在外省不被接受的地方性辅币。广西在1927年9月（民国16年），因市场辅币供不应求，一次就向广东购进当十铜圆五百万枚的做法⑥，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四，粤﹑桂﹑滇三地铸币比较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仙版铜圆流通的区域特性和铸行条件，为行用行仙制铜圆的省份提供了进行比较的依据。只有适合仙版铜圆流通特性和满足其铸行条件的省份，才能成为其铸地。广东省向来不是边远和少数民族省份，省内经济在民国期间发展较早。韶关位于粤汉铁路的重要节点，民国政府发行法币和分值铜圆在该省广泛流通。此时再铸行仙版铜圆必然会出现国币和省币相斥的情况。而自1936年（民国25年）“两广事件”被平息之后，广东已被南京政府牢牢掌控，以省币排挤国币的事情不可能再出现。再说1938年（民国27年）十月广州沦陷，韶关已是抗日前线，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原广东绥靖主任余汉某撤至广东翁源，同年11月余被免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衔，待到1939年底和1940年春先后取得两次粤北大捷后，余才被提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扎韶关。但其时欧战爆发，国际铜价飞涨，连国民政府都要修改《辅币条例》改铸小型分值铜圆。因此广东的韶关不合适仙版铜圆的流通特性也没有铸行仙版铜圆的客观条件。广西省虽属于边远少数民族省份，但该省自铸铜圆的历史却一波三折，直到1919年（民国8年）才始铸唯一的壹仙铜圆，此后便改铸镍币和银毫。该省虽然有三个造币厂，但南宁和梧州两造币厂分别于1923年和1929年关闭⑦，只剩下桂林造币厂。广西因省内没有铜矿，铸币材料必须外购，加之运输跋涉，生产规模小成本大，铸币难以牟利，地方政府对自铸铜圆缺乏兴趣。1937年初，广西唯一的造币厂被造币总厂接管，同年5月桂林造币厂开始铸造古布一分辅币。由于桂林造币厂已在民国26年隶属中央造币厂，不可能在民国28年为广西铸造地方辅币。有一个实例可以证明当时桂林造币分厂受到造币总厂的严格监管。民国28年桂林造币分厂试图在分值铜圆的古布图下加一个小“桂”字以区别于其它造币厂。但“桂”是广西省的简称，地方色彩浓厚，故旋即被禁。连一个微刻的“桂”字都不允许，更何况铸行质次量轻的仙版铜圆。云南省位于西南边陲，在未实行法币政策之前，该省的币制独特，以半开为本位币。与粤﹑桂两省比较，该省确实有铸币条件，首先是在全面抗战前期，当地社会相对安定，省内又有铜矿，币材可就地解决。其次是富滇新银行于民国21年发行过一仙﹑二仙﹑五仙三种黄铜仙币，当地商民有行用仙值和双铜圆的习俗，铸行新仙币能为市民接受。再者昆明造币厂自1937年5月滇省实施法币政策后便停铸银币，直至1940年元旦后才为造币总厂铸造镍币和民国29年造小分币。尽管昆明造币厂是在1939年（民国28年）为造币总厂接收，但在此期间仍有较长的时间处于停铸状态。新滇币作为合法流通的货币，只要市面有需求增发增铸并非不可能。特别是在法定辅币未全面进入滇市而主事者又另有企图时，增铸新币就成了必然的事。云南是最迟实施法币政策的省份，1935年底南京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时就把该省纳入推行的范围，但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虽然口头上坚决拥护，但实际上却以情况特殊而拒绝执行。直到1937年春在民国政府同意新滇币作为法币的辅币，并按2︰1的比率继续流通的条件下，才宣布当年5月15日实施法币政策，禁止行用银两和银币。与此同时在“白银国有”的名义下“富滇新银行又抢在中央银行未来滇设行之前暗中增发新滇币，抢兑白银和银币⑧。”仙版铜圆就是这个历史事件下的产物，能够佐证这个推论的理据是仙版铜圆与分值铜圆的质量价值比，就是按照新滇币与法币的2︰1比率确定的。它的铸行之所以没有史料记载也是它属于暗中增发所致，其目的之一就是配合新滇币抢兑滇省民间行用的银两和银币，以保护地方财政储备。
 
      中国铜圆虽因滥铸而遭诟病，但铜圆再滥铸也不能在随时都会暴发战争的抗战前线铸币，就如1939年的广东韶关。币制因混乱而遭抨击，但币制再混乱也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市场由同一机构发行两种不同体系的货币，就如当时的广西。钱币的铸行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遵循这些规律去探讨它的铸行背景，也许就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得结论。
 


注释
 
①张培林：《中国铜元的兴衰与收藏》（四）《中国钱币》2000年第三期59页。
 
②﹑⑥吴溶：《中国铜元分类》49页﹑55页。
 
③﹑⑦边仁﹑周艳杰﹑《中国早期的机制币厂》，中国钱币2000年第三期33页34页。
 
④﹑⑤《中国货币大系》第八册554页﹑555页。
 
⑧云南省钱币学会编《云南货币简史》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