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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著名收藏家陈国林:闽南发现烂版银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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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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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收藏家陈国林:闽南发现烂版银元考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10/28 18:12:00

跋言:烂版一词是指一种打满戳印的银元,在我国货币史学或钱币学中经常提到,一些重要的辞书典籍亦有专条注释,注释亦显简略。时过境迁,烂版银元实物已经难得一见,从而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一词语似乎也成为了历史名词。顾名思议,烂版银元无非是被打满戳印,形如破铜烂铁、毫无可爱之处的银元而已。出于审美观点,烂版银元很少得到钱币收藏家的青睐,一般的钱币爱好者也是不屑一顾,普通的博物馆对于这种难看的银币亦不予以重视藏掖、陈列和说明。因此烂版银元究竟为何形状只能随着各人的思维去凭空想象。对于烂版银元原本为何种银元、共有几种?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而被打得稀巴烂?烂到什么程度?以及产生过什么社会影响等诸多问题,既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对这一题目进行深层的探究考证。本文就闽南发现上千枚烂版银元的实物,进行揣摩考据,对其原本种类,流通时间的社会背景及其对我国货币改革的影响等等诸多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庶使这一见证闽南海外贸易的历史钱币不致湮没。
 
一    千枚银元现世——再探烂版渊源
 
      2011年国庆节前夕,在漳州九龙江之南溪下游的金鳌村,一杨姓家庭在改建房屋挖地基时,掘出两罐尘封了一百多年的“番银”.其中一罐在机械挖掘时被捣破,散落于土头堆中,为小工和闲散人员哄拾而散逸,另一罐因为被机械工人发现,马上操纵掘斗压住,避免了散失。后经业主家族六人聚集清点,共有八百余枚番银,但都是遭到不同程度打印的烂版银元。据了解,另一罐散逸的银元与此相同,两罐银元的总数应该在1600枚左右。
      对于打满戳印的烂版银元,笔者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在一个银匠的工场收集到十多枚。当时银匠正要把这一些烂版银元同一些杂银下炉倾煎(溶解提纯),据说烂版银元提纯的析率高,还可以取得2至3点(2—3%)的金子,颇有利润。笔者认为这种银币虽然其貌不扬,但它毕竟曾经是一个时代流通过的货币,属于历史钱币的组成部分。本着惜物和人弃我取的秉性,于是就按他提纯后得利的价格买了下来。随后将其排列装帧成版面,再经查阅资料结合个人的揣测、撰写注释;说明烂版主要是因钱庄商贾为了检验真伪和表示信用,在银元打上记号,经一手打一戳而形成。此后又因人们不满银元超过白银的价值,为了泄愤而加以凿打而成为大烂版。以这个注释配置银币实物,为个人收集《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的专题展览增加一个品类。在几次“海丝货币”专题的展出中,这一注释还被观众厚爱地誉为“很有研究”!可是一直以来,总是感到撰写的注释远不足以解释清楚烂版银元形成的种种问题,然而由于缺少更多的烂版银元实物,以及可供参考的文史资料,只能无奈的搁置下来。
     这次金鳌村发现这一批打满印记和形态各异的“烂版”银元,只见其中既有整体硬朗的“小烂版”银元,也有被敲打得体无完肤的“大烂版”银元,寻思着根据这一批烂版银元详加揣摩勘察,期许可以比较清晰地解开烂版银元的成因之谜。于是又一次地激起了进一步探索和诠释烂版银元的兴趣。
 
二    烂版的原型银元与识别方法
 
      经对这一批烂版银元进行识别分拣,发现它的原型有三大类银元;一是“本洋”银元的第三版式(以下称原本洋)、二是我国仿造的本洋银元(以下称仿本洋)、三是墨西哥制造的俗称“鹰洋”银元。兹按其数量比例阐释如下:
第一类原本洋银元,约占总数35%。这里先说一下“本洋”为何银元。所谓本洋是西班牙及其在美洲属地制造的银币,它起源于西班牙在1497年全国统一货币的币制,直到1868年西班牙改十进制为止,流通了近四百年之久。本洋银币全套共有六种币值,主币称为比索(PESO),标准重量为27.0624克。这种币制于1535至1822年也在西属美洲大量制造。本洋银币的制造时间长,数量巨大,成为中世纪以来三百多年间的世界通币。三百多年中它从半手工制造到使用螺旋压印机制造,制造地点由少到多,版别由简单到浩繁。简单的说,它前后有三大版式,第一种版式为“不规则的十字银币”;第二为“双柱双地球图案银币”;第三是“国王肖像图案银币”。三大版式的银币都曾输入我国,尽管各式银币形状和图案差别较大,但是由于各式银币的重量和含银量基本一致,因此输入我国以后,皆被俗称为本洋。本洋银元的输入渠道有许多条,其中以从菲律宾转口贸易输入的数量最多。如以前闽南地区有句谚语:“吕宋客啊吕宋客,没一千也有八百”。说的是以前有不少闽南人旅居菲律宾吕宋岛谋生与经商,略有成就的华侨返乡,少说也会带回一千或八百元这种本洋银元。在此首先“节外生枝”地列举本洋的三大类银元。
 
      第一类的烂版银元,仅见于本洋第三版式的肖像图案银元,该原本洋银元有许多制造地点。识别的方法:在这一类烂版银元中的原本洋银元,打的戳印较少,银元整体保持圆形轮廓,并且还有可识见其图形与文字,甚至可见该银元的造币厂标志,如墨西哥造币厂的,秘鲁造币厂的,玻利维亚造币厂的等,对于这种打印较少比较硬朗的银元,苟称之为“小烂版”。原本洋也有被敲打得面目全非而成为“大烂版”,区别的方法则从银元外沿可见有深竣的小圆形与小方形交错的纹饰,即是原本洋元。
      第二类仿本洋的烂版银元,约占总数67%。这类银元被打得百孔、千疮体无完肤,既无图文可寻也失去了原来的重量,因此被称为“大烂版”。它系我国各地模仿本洋的型制所铸造的银元。对于仿造的因由,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二十一,御史黄爵滋之奏折说得很清楚:“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以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造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版,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版,铸于江苏者曰苏版、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版、行荘。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既禁纹银出洋,又准以洋银易货,则商民知纹银有禁,而洋银无禁,将尽以纹银铸为洋银,不过一炉火转之间,遂可置身法外”((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42页)。黄御史的奏折,首先反映了当时我国银两制度的落后,致使含银量高的纹银之价值还低于以枚计值的机制银元,引起商民私自仿造洋银;继而列举了仿造洋银的省分与俗称;第三是含银量高的纹银严禁出洋,而允许洋元输出,因而助长了人们冒违仿造洋元。然而仔细端摩仿造的洋元,都是采用浇铸的方法,即便以失腊法的精密铸造,也不及机制的洋元精美,为了掩盖仿造的缺陷,特地故意把它凿打得不知薡董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以便鱼目混珠的携带出洋,乃为仿造的根源。仿本洋银元(即大烂版)的识别方法;第一是该种银元偏黑偏大,偏黑的原因是含银量较高所致,银元偏大是因敲打过度而使银元伸延扩大。二是银元外沿的小圆形与小方形交替的纹饰,非常之粗糙又模糊。识别仿本洋的烂版并不难,只是对于辨别广版或福版的烂版银元,因限于资料与学识,尚难考查.
      第三类烂版系墨西哥制造的“鹰洋”银元,数量仅占3%。鹰洋银元是墨西哥在1822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于1823至1908年自己设计制造的银元,币面以一只雄鹰叼蛇立于湖中岩石长出的仙人掌上的图案。鹰洋沿用本洋币制的重量,但含银量略逊于本洋。十九世纪初鹰洋并未受欢迎,因此早期制造量和输入量很少。逾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本洋第三版式的肖像图案银币输入渐少,市场缺少银元周转,经由上海道和36家钱庄商贾的大力推举,提出以鹰洋贴水20%的换算,才渐为市肆接受,输入量逐年增加。据1857年1月3日《北华捷报》报导,改用墨西哥银元在上海曾一度引起混乱,不过鹰洋以其银元的规格稳定、数量充足,终于被人们理性地接纳,最后取代本洋银元。以下列举代表鹰洋的三种版式。
在这一批窖藏的烂版银币中,鹰洋数量很少,也没有被打得太烂,所以容易辨别。如在收集的数枚中,还可以见到造币厂标记和制造年代(1863),鹰洋上的年份,为我们提供了界定烂版银元流通时间的佐证,同时又可以作为研判该窖藏时间的参考。第三类银元直观,很好识别,毋庸赘述。
      从上述对烂版的分类和识别,可以判断为;第一类和第三类的“小烂版”,它之所以被加以敲打印记,乃为凭借洋银作为陪衬,应付检验,以掩护仿本洋银元携带出洋,在它尚未打得失弃原重时,仍然可以以个数计值流通;第二类仿本洋银元在仿铸时,因系浇铸方法,每枚的重量本来就不均衡,为了规避不到位的仿造而被识破,因而故意将其打成惨不忍睹的样子,成为名符其实的烂版“大烂版”。因此大烂版银元在支付时,自然也只能采用秤量来计值。
 
三    烂版银元成因的社会背景及其流通地点与时间
 
      烂版银元与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一样,经历着形成、盛行和消退的过程,同样也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贸易和人文风尚密切相关,因此探讨烂版银元的始末,需要从多方面的探究。但考究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题目,其涉及面相当广泛,在说明问题时,一些部分难免要重复叙述。追根溯源,还需要从中世纪(指公元1500年前后百年时间段)的海上大交通说起。
     中世纪时,即郑和七下西洋近百年之后,欧洲的葡萄牙才从大西洋首经印度洋直航东来,于1518年远航抵达中国广州;西班牙在1521年占领美洲,同年横过太平洋也来到亚洲海面,于1565年进占菲律宾。接着欧美诸国纷纷沿着这两条航线踏海东来,揭开了全球性的大沟通、大交流的序幕。从此,不同文化开始了大碰撞与大交汇,致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诚如史学家所说,真正的世界史是从中世纪开始的。
人类社会交流的基本要素是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中世纪的航海贸易,物产交易的差额,均以贵金属的钱币进行补偿。西班牙的本洋银币在这一世界性贸易中,充分地发挥了其媒介作用。西班牙人占领矿产丰富的美洲三百年,他们就地取材,制造了数以几十亿枚计的比索银元(如上面列举的三式代表本洋的银元)。这些银元为世界性贸易的周转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在那个历史时段,西班牙人关注于对外扩张、获取美洲的金银矿产,而其国内所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等等,则向欧洲国家购买。欧洲诸国从西班牙人手中赚到其从美洲运回的银元,一部分制造成自己的银币,一部分则直接运来采购东方的丝、茶、瓷、药等物产。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为自给自足的社会,加之国人勤劳俭朴,无需舶来消费品,因此欧美诸国必需以银币交付货款。于是,以西班牙及其美洲属地制造为主的、包括各国以枚计值的各式银币,便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国沿海商埠。
      钱币取代物物交换,促进了商品流通,是人类文明的共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钱币的国家之一。二千多年前就发明了铸造以个数计值的铜钱,并且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在用银作为货币这一方面,却长期停滞于使用落后的秤量制度,授受时既要秤重量、又要检验成色,而且各地的衡制又不统一,使用折算十分麻烦。而西方则把白银制造成重量成色划一、以枚计值、携带使用简便的银元,银元输入中国后渐为“民所乐用”。因此在十八、九世纪之交,银两对银元的比价逐渐失衡,一个比索银元要高于其实际价值的银两。于是外商既运来银元易货,也以银元套换纹银,获取高额的造币利益。在这种银元“价与纹银争昂”情况之下,又由于我国历史上流通的贵金属货币,“政府对于金银条块的铸造不加干涉”,因此仿造洋银的风气应运而生,
      十八世纪时的英国工业化突飞猛进,这个后来居上的殖民主义国家,与我国贸易频繁。还把在其殖民地种植的鸦片运到中国,兑取中国纹银。遂使自十六世纪初以来源源输入中国的银元,逐渐逆转为输出。据载“嘉庆七年(1802),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白银达两百四十多万两,以后几乎年年有输出,少则几十万两到百多万两,多则五六百万两”。在道光年间(1821—1850)鸦片继续输入、白银连续外流,如《英国蓝皮书》于1821年亦记录“近年来,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至二千万银元,于是进口超过了出口茶、丝等项的总值。中国遂每年输出二百万银元,以补偿入超的差额”。对于鸦片输入与纹银外流状况,朝野有识之士呼禁之声不断,如在道光二年(1822)二月十二日,御史黄中模《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的奏章中说到“纹银一经出洋,即属去而不返,久之内地纹银缺少,并不能以洋钱完粮纳课,所关于民生者诚非浅鲜”。道光皇帝对此颇为重视,即于十五日命广东“稽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银两,并严查鸦片”。此后又于十三年(1833)六月十一日“禁广东外洋贸易以银及洋钱易货”、又再于十六年(1836)九月初一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等,多次重申禁令。不过起初是凡白银皆禁出洋,后因道光十五年元月,经两广总督卢坤和同年七月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以及八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程祖洛等诸大臣的提议,于是更改为仅禁纹银出口,银元则不在禁之列。“由于内地向有仿铸洋钱之弊”。既然禁止银锭和银锞形状的纹银出口,允许圆形的银元出口,俨如当今民间口头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商民在利益驱使下,就把纹银溶铸、模仿本洋银元流通出口。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上所述,仿造的银元自然不如机制的银元精湛,为掩盖仿造银元粗糙的缺陷,于是人们便把仿造银元打戳得面目全非,参杂于打戳的真本洋之中蒙混出口。烂版的形成应当是在这种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既允许以枚计值的银元出口,却又难禁私下仿铸,可以说是当时政策之纰漏,但更令人难以理喻的是,道光皇帝还在十六年(1836)九月初一日廷寄—著两广总督邓廷祯等晓喻洋钱(银元)应按重量行使,内容提到“…...嗣后行使洋钱,必以成色分两为凭,不得计枚定价…..无论烂版、镜面,每百两抵准洋钱补纹银之水,不准纹银转补洋钱之水”云云。这种不思改革银币制度以有效抗衡外币,却坚持落后的币制、强行制止百姓使用方便流通的洋钱,既无成效,反而给予仿造洋银大开方便之门。在一个洋银比一两银子还贵的情况下,仿造洋银的风气越来越盛,这便是烂版银元趋于盛行的社会背景。
      关于烂版银元的流通地点:由于它主要用于携带出洋,所以必然在沿海通商口岸流通,也可能会延伸到与口岸有商贸往来的山区流通。据《北华捷报》1856年4月19日报导:“在广东,福建近海省区,凿过的和破烂的银元,与银锭一样通用,这种银元也通用于南部山脉两边的红茶主要产区”。据一条外文记录:“烂版银元的流通,几乎全限于广东,福建和江西”这一记录与我们考证的结果一致。另据著名钱币收藏家曾泽禄著《台湾货币的精神与文化》书中“品相与价值的困惑”一节,载录他所收藏的烂版银元实物,并且说明了他对烂版银元“是那时代银元文化的见证,更多的戳印带来更多的生命感”的观点。由此可见,烂版银元同时也曾输入到台湾,并参与流通。
      关于烂版银元流通时间:“烂版”从盛行到消失有着一个缓慢的过程,至少历经六十个春秋。根据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御史共黄爵滋摺“民间私铸银元非一日”,以及上面引据文献资料可以认定,最迟在道光十年(1830)就有烂版银元的流通,而在咸丰到同治年间(1850至1874)最为盛行,终止于我国开始自制银元的光绪十六年(1890)前夕。对其盛行时间的依据,还有许多碑刻为证,兹举一列:同治十年(1871)辛末,厦门在《重修鸿山寺大殿碑记》碑刻中的捐款数目,对于刻记某某捐银多少元的下面,大多数加以注明“库平几两几钱几分”字样,也有刻记捐银多少元的下面注明“足重”字样,在最后的统计也特别注明“总捐银参佰伍拾伍元,计库平重贰佰叁拾玖两伍钱贰分”字样。之所以要在元的下面注明重量,说明前者系为失重的烂版银元,所以特意提明重量;后者加刻“足重”则表示所捐为完好的银元,即是保持原来每枚27克重量的银元。据上述几个方面综合研判,笔者认为烂版银元应该流通于1830至1889年之间,前后有六十年之久。
 
 
四    烂版银元对社会的影响及作用
 
      烂版银元是流行于我国自制统一的银元货币之前,对我国统一货币的进程,包括用银为币的银两制转为银元制的结果,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烂版银元流行的六十年间,神州大地既流通着传统的各式银锭和银锞,各种银货的成色概不一致,各地的计量单位也不统一,如有库平、京平、市平、漕平……,名目繁多;外来币则有西班牙本土及其美洲属地的本洋银币、美洲诸国独立后制造的比索银币、荷兰的“盾”和“塔里”银币、英国的“镑”和“先令”银币(包括荷、英两国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各式金属硬币)、法国的“法郎”银币(包括法国为远东贸易制造的俗称“刺头”银元)、以及稍后的日本龙银、美国和英国的贸易银元等等,货币的絮乱简直无以复加。对于这种流通不畅和导致白银外流的局面,有识之士一再呼吁政府进行改革,如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1785—1850)就曾奏请“欲仰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但此建议却被保守的清政府斥为“太变成法,不成事体”而未实行。
      在民间仿造洋银和烂版盛行银元的氛围中,一些有条件造币的地方当局深受影响,便僭越权限地制造以个数计值的银元,例如①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1838至1861年),台湾制造了许多种版别的“寿星”(俗称“老公银”)银元和“台湾军饷”、“如意军饷”、“笔宝军饷”等银元;②约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初,福建漳州制造二种版别的“漳州军饷”银元;③咸丰四年(1854)上海海关试造以“关平”计重的多种币值“中外通宝”银币;④咸丰六年(1856)上海县号制造多种款式的“足纹银饼”;⑤同治七年(1867)上海工部局试造“上海一两”银币;⑥光绪十年至二十四年(1884—1898)吉林将军希元制造一两、七钱等五种币值的系列银币;⑦光绪十四年(1888)贵州制造“黔宝银饼”系列银币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银币价值尺度也是不一致,流通范围亦仅限于局部地区,远远不能解决统一货币的问题,从全国流通角度来看乃无异于添乱。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清廷终于决心统一全国货币,做出了严处无所作为的户部堂官,同时作出了令李鸿章速购机铸钱的决定。同年三月,粤督张之洞获准于广东设局,购买机器制造银元。在此期间,对于统一银元的型制,是以传统的“两”为重量单位?或是以盛行的银元为重量单位?又经过了一番争论,最后议定采用相沿成习的洋银元作为统一银元的重量单位,即一元主币银元为库平七钱二分(27克)。仿照洋钱铸造的烂版银元,正处于两、元选择的关键时期,它以其制造量大,又广泛流通于对外贸易经济相对发展的地区,因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机制银币的定位,从而起到了“洋为中用”的导向作用的。
      民间铸造烂版银元固然有负面的添乱之嫌,然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在那一段币制乱象丛生的特殊历史时期,它的产生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银元的入侵,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海外贸易与国内市场的繁荣亦起到推动的作用。
 
五    烂版银元发现地点和窖藏时间
 
     上千枚烂版银元的窖藏地点,是在福建省龙海市白水镇金鳌村的杨家旧厝。金鳌村地处九龙江下游南岸,背倚白水镇最高山峰的玳瑁山(海拔953米)东南麓。在这个小村落的杨家为何有上千枚银元为什么要窖藏?又窖藏于何时?上千枚银元的数目不可小觑。记得小时听老辈议论人生与财富时,常常会说“饿一升米,富一千银”。意思是说人在肚子饿的时候,一升米就可以解决饥饿问题,若有一千块银元(或一千两银)则可称为富翁。一千银元的概念为何?这里以清代的一担稻谷(约一百斤)价值2—4元取中间价计算,这批银元相等于储藏了4至6万斤粮食,在当时农耕社会里,这个数量可以算是富甲一方的。那么这个小小村庄怎么有此丰厚的窖藏呢?在无任何可供参考资料之下,笔者试以地方谚语的分析入手。
     旧时在漳州区域内有句“上有小溪山城,下有浮宫白水营”的押韵谚语,这条谚语之所以把四个地名串在一起,系因四者之间在历史上是同时代富裕起来的,历史迹象显示,四个地方以其物产腹地与外贸港口的特点,从而密切的联系,乃由此蛛丝马迹开启探索的思路。
     明朝隆庆元年(1567),漳州月港开放海禁,海外贸易迅猛发展起来,带动了周边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口耳相传的小溪、山城、浮宫和白水营四地,也随着海外的国际贸易而繁荣兴旺起来。先说小溪、山城,这两个地方分别为今漳州市的平和县和南靖县的政府所在地。两县地均处于博平岭东南坡,九龙江的源头。境内森林覆盖率分别为52%和58%,物产丰富,水源充沛,早时舟楫逆流而上,可达平和瓷窑的生产地点。十六世纪以来,名闻遐尔的外销青花瓷(国外称“克拉克瓷”),就是遍布于平和境内的瓷窑所制造的注⑿。因为有外贸渠道的联系,深山老林的平和县,很早就有了传教士的足迹,由此出了一个世界级的杰出人物,被誉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译宙宇文章”的语言大师——林语堂。
      山城又名靖城,境内既盛产茶叶、巴戟、土纸和竹木加工品等出口物产,又是闽西土特产品外销的中转站。几个世纪以来,平和与南靖两个县的“溪船”满载着山货物产,沿着九龙江的北溪和南溪顺流而下,到达石码、海澄(月港)以及浮宫和白水营交易。因此小溪、山城的经济生活较其他山区地方优越。
      浮宫与白水营两地,即为今龙海市的浮宫镇和白水镇。两镇均位于九龙江的南溪下游南岸。浮宫之称,原以海滩的红树林围垦如浮洲,以洲中建有宫庙而名。另一种说法是因地处蜿蜒曲折的南溪南岸,以其地形型如弯弓(弓与宫谐音),而得名。南溪流经浮宫出两公里,即与九龙江的西溪汇合,经海门,圭屿再经厦门即融入海洋。浮宫以其临溪近海的地理位置,聚集了南来北往的船舶商贾,蔚成集市,每逢夏历的二、四、八日,陆海客商纷纷前来集市进行交易,非常热闹。
      白水营位于浮宫上游五公里处。相传古为“白水婆”(即水上居民昼族)的泊集结营之地,故有此名。白水全镇背倚玳瑁山、面临九龙江南溪流域,形成狭长的小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白水集镇每逢夏历的二、五、七、十为圩日。是日船舶辐辏:有从南溪上游各地来的中小型船只,也有从漳州、石码和海澄(月港)来的中等船,还有从厦门与外洋远航前来的三至五桅的大帆船。从陆路来的则有漳浦的前亭、佛昙和赤岭等地商民,翻越陈蒼岭和玳瑁山,肩挑各色土特产品前来赶集;也有溪流对岸的东园、东宝、鹭边和过田(圳美陈氏大宗所在地)等等的诸村百姓,摆渡到白水赶集交易。白水营作为商品集散地成为繁荣的集镇,当地居民多以买卖为生,代代相传而使经商者众多。如建国初一个供销社老采购员说:在漳州所辖九县一市的供销网点中,均有白水营的商业人员,白水营孕育的商业人才,也扩延至漳、泉、厦、码(漳州、泉州、厦门、石码)等地区发展。白水镇人以善于经商而经济相对较为宽裕,因而也比较讲究日常生活,如老一辈曾有形容两个典型人物的趣话;“荷莲姑日日正月初一、烟丝柳夜夜三十晚暝”,说的是买卖荷莲的老大姐与经营烟丝的柳叔两个人洒脱的生活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子的比喻。在过去物质匮乏时代,加上大多数人比较俭朴,只有在正月初一才能装扮一新,也是在一年一度的大年三十夜,才吃好料鸡鸭鱼肉,但是“无商不富”的白水营人,却不乏天天如正月初一、夜夜似除夕地享受生活的人。
      烂版银元窖藏地点的金鳌村,紧邻经济活络的白水营集市,又是郊边诸村落以及漳浦的马坪、前亭和佛昙等地前来白水集市交易的必经之地,因此不乏经商致富的殷实人家。据窖藏继承人之一的杨和强先生介绍,他的祖辈杨玉味,就有几代人远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经商,颇为发达。伯父杨荣福和堂兄杨福安等现在仍居印尼万隆,几十年前还有寄来相片。后因通信地址丢失而失去联系。此外在清末年间,杨家先人亦曾科举致仕,为此其拥有财富进行窖藏乃是自然之事。
 
      关于窖藏的动机和窖藏的时间:窖藏是人们为了安全保存财富,把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秘密埋入地下的传统方法,在时局动乱之际尤择窖藏。清代从咸丰初年起直到清王朝覆灭(1850—1911)的150年间,统治者基本上置于风雨飘摇之中。咸丰初年,太平天国率先起事,接着反抗清廷统治的起义风云席倦全国。远处不提,近如同安的陈馨、王泉即在咸丰元年率众起义;咸丰三年四月,闽南小刀会的黄位、黄德美在角美揭竿起义,先后破海澄、漳州、漳浦、厦门、同安。在此兵荒马乱之际,“胆战心惊的人们急于求得银元,因为它是代表众所公认的一定价值的最方便的方式,而被秘密地收藏,供将来使用”。在这特定历史阶段,英国在厦门设置租界,鸦片持续不断的输入,白银继续外流。 1857年,又准闽海关对外国人纳税,可用银元交纳。从一揽子的情况可见,这一时代既是烂版盛行之时,又是窖藏风行的年代。因此杨家世居旧厝出土窖藏的银元,且具上千枚之多,尽于情理之中。从烂版鹰洋制造日期的1863年分析,杨家窖藏这一批烂版银元的时间,应当在1865至1890年的二十五年之中。
 
 
 
结    语
      烂版银元以其贵金属的自然属性,在我国沿海和部分山区流通了60年时光。其丑陋的形状看起来确实令人不爽,因此多年以来概被人们忽略,然而它毕竟是我国货币演进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钱币学界普遍认为:“我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历史,以民间仿铸为开端,而官府铸造又以地方政府自行铸造为先”。因此,烂版银元是汲取西方钱币文化,佐证了我国货币演进中“洋为中用”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在我国的钱币学和货币史学乃占有一席之地,当属必要深入细致做一综合性研究考证。
     通过本次获得较多的烂版银币实物的观察,发现了它有土版和洋版之分,即有大烂和小烂之别。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一个洋银打凿得遍体鳞伤?又为什么又要把仿铸的洋银再特意地凿打个体无完肤?从两个方面探究它的成因之时,既深深地感受到历史气息,也深刻的意识到烂版银元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币制的落后。烂版银元的出现,显然违反了当时的规定,具负面因素,可是在以贵金属自身价值作为通货的时代,烂版银元它融合了中西银币文化,极尽其货币职能、抗衡了外来银元,以及为增进海外贸易往来等诸方面的作用,亦具有积极因素。烂版银元以其消极之“烂”,起到了物极必反的作用,为我国银元重量七钱二分的初始产物,从这一角度看,它也起到了推动我国自制统一银元的诞生。为我国货币“由两改元”的一个衔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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