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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帖]四川卢比探究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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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版主 帖子:11539 主题:148 积分:41806 精华:1 注册:2004/9/25 8:48:00
[转帖]四川卢比探究  发帖心情 Post By:2016/2/13 9:14:00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对四川卢比(又称藏洋、藏元、藏币、川卡)的产生、铸造及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颇具影响的学术文章,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帮助。本文将依据相关史料、实物例证和对四川卢比的成色实测数据,对四川卢比的产生背景、造币厂与版式、退出流通领域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在东印度公司用机器铸造一种印度卢比银币,专为贸易侵略所发行。该卢比重约合中国库平银三钱二分,币面铸有英王头像。早期的卢比含银量较高,约在八九成之间,辅币有1/4和1/8卢比。其形制美观,规格统一,由印缅地区源源不断大量输往藏地,在西藏地区广泛流通。
据陈一石《卢比侵淫康藏及其影响》中说:“若以每元声比盈利一钱计算,英商仅铸币利润一项即有四百万两之多。”不仅如此,印度卢比因成色等优势,人皆乐用,英商乘机抬高价格,使它的市面流通价值往往高于币面价值。由于每一卢比重量仅三钱二分,而英商作银三钱七八分不等,番民售亏甚巨。甚至以四钱的价格来藏购货,随着市场对卢比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印度卢比也在不断地升值。
这种现状严重破坏了藏地财政金融秩序,引起清政府一些上层人物的关注和不安。是时,打箭炉(今甘孜康定城)厅同知刘廷恕以“印币亡边”为由,呈请四川总督奎俊设法铸币抵制。据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甘典夔在《清末至解放前四川地区货币概况(初稿)》中记载:“刘两次复请,始默允以藏饷之银试铸三钱二分纯银币以为抵制之建议。”另据《清史稿》记述:奎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至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任四川总督,刘向奎俊报请铸造银币。刘廷恕于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间铸造了三钱二分银币,币的正面有汉文“炉关”二字,背面是花纹环绕的藏文,这就是四川卢比的前身。这种银币因系土法制造,出品不多,当然满足不了藏地需求。此后,四川卢比已由成都造币厂代为仿印度卢比试铸三钱二分,并且已发行到康区了。据黄云鹏编著的《四川财政录》历史资料载:“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成都造币厂铸造的三钱二分藏洋数量是230340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9日,四川总督锡良看到“国币关系主权”的严重性,就川省造币厂铸造四川卢比抵制印度卢比一事上奏朝廷。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年)》《川局仿铸卢比式藏钱》中记载:“印度卢比流行藏卫,渐及各台。近年则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并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利权尽失。而内地银钱又夙非番俗所能信行。因查川省机器局设有铸造银元r经前督臣奎俊奏明开办在案。近以成本不敷周转,银元作辍不常,爰饬照印度三钱二分为一元之卢比,自行试铸。制造务精,银色务足,一面标以汉文。铸成后虽核计获利甚微,而行之炉厅暨附近边台,汉番亦均乐用,洵足以保我利权免致外溢,现饬随时酌量续批鼓铸发充饷需等项,仍体察情形,期于足用而止,以恢币政而利边氓。”对锡良的这一奏折,光绪帝于三十一年(1905年)12月24日朱批:“财政处,户部议奏”。据此,次年2月4日,庆亲王奕勖等会同户部办理财政遵旨议奏,同意在四川银元局仿造印度卢比式样铸造新式银币,并对制造工艺及行用地域提出了特别要求。
2004年01期《历史档案》丁进军摘编的《晚清各省铸造银元史料续编(下)》,《庆亲王奕勖等为议复四川仿造印度卢比铸造新币行用事奏折》中记载:“藏卫毗连印度,宝藏银币既日久废弛,洋钱乘虚而入,势所必然。若如该督所称,近更浸灌至打箭炉并滇省边境,倘不亟筹抵制,非但洋钱价值低昂,兵商交困,且以皇朝藩属听其久资外币,既失利权,亦殊非政体。该督就四川机器局仿照卢比分量自行鼓铸,一面标以汉文,所称行之炉厅暨附近边台,汉番均乐行用,自系为顾全利权起见。臣等公同商酌,内地银钱骤非番俗所能信行,此次略示权宜,暂仿卢比铸造重三钱二分银币,与前各省所铸七钱二分银元规仿墨西哥洋元办法,意不过便于流通。……此项仿造卢比,仅资藏卫一隅之用,参之东西各国,似于新定国币尚无妨碍,拟请准如该督所奏办法。惟货币之政,信用为先,必精其制造,足其成色,始能令汉番乐用,庶以恢币政而利边氓。至此项银币专为藏卫而设,应准在西藏及附近边台行用,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各省情形不同,亦不得援案铸造。致紊币制。应请饬下四川总督随时体察情形,于敷用而止。仍令从公核定此项银钱与库平足银彼此兑换数目,晓谕该处商民,将新定国币一律交换通用,逐渐推广务期藏卫亦能全数信用国币,以收画一之效。至开铸以来铸出若干?该处需用若干?成色若何?花纹款式若何?应分晰咨报臣处、臣部稽核,并将铸成银币先行咨送十枚,俾饬臣部总厂化分,以凭考验。”
至此,四川卢比经历从最初的土法“仿造”,到成都造币厂“试铸”,再经清政府批准认可,便由成都造币厂大量“续铸”几个阶段,最后将成品发住康藏抵御印度卢比。四川卢比在康藏地区推行期间,因其成色纯正、工艺精美,深受当地商民欢迎,逐渐在当地市场流通,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载:“炉厅暨附近边台,汉、番均乐行用。”此外,当地财政机构也采取相应措施,在税收中,只收四川卢比,不收印度卢比。四川卢比在晚清抵制和驱逐洋元入侵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造币厂与版式
具体着手此项工作的是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成都造币厂采用新式机器,开始大批量铸造仿照印度卢比形式的银币。据刘东父《四川造币厂的设立》一文中写道:“戴冬帽之人头藏元、重量每枚三钱二分,成分为纹银七五、铜珠二五,专供西藏地区行使,一般称为藏洋。”这种新式银币是唯一有中国帝王像的流通货币,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民国5年(1916年)在成都铸造;民国19年(1930年)至民国38年(1949年)在康定等地仿铸。习-惯上人们按时间先后把卢比的铸造分为四个时期,即: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年)为第一期,民国元年至5年(1912~1916年)为第二期,民国19年至24年(1930~1935年)为第三期,民国25年至31年(1936~1942年)为第四期。
卢比分为1元(合4咀,咀与“角”同义),旧制重三钱六分,直径30毫米;半元(合2咀),重一钱八分,直径24毫米;1/4元(合1咀),重九分,直径侣毫米三种。半元、1/4元均系成都铸造。其中1元的总铸量为2550万~2750万枚左右,半元约为13.6万枚,1/4元约为12.6万余枚。
1元卢比的含银成色,随着铸造时间的推移,逐年降低,悬(原作者:寇尚民)殊很大,高的达90%左右,低的每枚含银仅三分二厘,因此人们又按含银成色的高低把卢比分为四类,即:含银在90%左右的列作一类;70%左右的列作二类;50%~60%的列作三类;50%以下的列作红藏洋类。这时卢比的版别相当复杂,购买力也因含银成色的高低,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各异。同时,由于刻模、工艺质量的差异,四川卢比又有众多的版式,差别明显的达几十种。
有一种俗称“宰口卢比”,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新龙县志》记载:“藏洋种类也很复杂,面值1元的重3钱,直径30毫米;半元的重1.6钱,直径24毫米;1咀(1/4元)重8分,直径侣毫米。还有‘宰口’藏洋,即为了零星找补方便,将1元的藏洋‘一宰为二’或‘一宰为四’,但合之不为1元,使用时有7搭3、8搭2的习惯。还有‘有衣领’‘无衣领’‘驼背’‘四字两点’‘闭嘴巴’‘边边’等,这些都是根据藏洋正背面上光绪头像的特征和文字书写特点为区别的。”
另一种俗称“戳记卢比”,则是在三类卢比和红藏洋上打有戳记,主要是理塘县***寺长青春科尔寺所为。戳记符号有“3”“4”“S”“one”“萨”“里用”(藏文),代表不同的卢比面值,即以二当三,或以三当四强行升值流通。
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和从现存众多的四川卢比版式数量上断定,各造币厂所使用的铸币钢模,是雕刻师将刻好的“原模”淬火后,直接充当“工作模”来压制银元。因每个钢模都有使用寿命,这就要求雕刻师不断刻模,来满足需求。由于是手工雕刻,每组钢模间的图案、字体、大小、位置等存在着差异,最终造成四川卢比版式众多的结果。
成都造币厂
四川卢比从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5年在成都造币厂开始铸造,据杨伯康《西藏设厂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叙述:“又以康藏人民之积习难改,乃毅然请成都造币厂代铸,如卢比形式,其重量亦同,仅易英后像为光绪帝像,仍名为藏洋,即今藏币是也。”不过,卢比的最初设计和刻模是何人所为,至今仍是个谜。
赵尔丰主政川边以后,于1909年拨银20万两,铸造四川卢比。这种仿印度卢比银币除称“藏元”等外,康藏地区民间又称之为“赵尔丰钱”。另外造币厂所需生银,在清末是由开边经费拨支,民初则以边饷名义拨付。民国元年(1912年)后,因为所铸卢比成色减低,在康定地区由原来31元1咀换10两生银增至40元才能换10两生银。加之生银价日昂,成都造币厂无利可图,故民国5年后停铸。
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成都造币厂所铸造的卢比特征为光绪像头小颈长,分为有衣领和无衣领,背面“四”字中间为两点,中央有一直花或横花之分。常见的版式为“有领直花”(图1),较少见版式为“有领横花”“无领直花”“无领横花”。据张惠信《中国货币史话》载:“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该厂铸造四川卢比(三钱二分)1804.5万多枚(摘自民国7年8月财政部公布之《币制节略》)。”经笔者对多枚实物检测,成色在83%~62.5%之间。
民国元年至民国5年,成都造币厂所铸造的卢比特征为光绪像有衣领稍胖,背面“四”字中间为两点,“四”字右上端有一蔓枝花叶,中央有一横花(图2)。据1930年版《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附统计报告》记述:民国元年至民国3年6月统计,该厂铸造四川卢比(三钱二分)304.2万多枚,成色75%。经笔者实物检测,成色多为60%左右。
康定造币厂
1988年第3期《中国钱币》载王承志《四川藏洋》—文中说:“由于清末至民国以来,康区人民使用四川卢比已成习惯,又逢成都造币厂停铸,加之地方政府借造币厂渔利来解决浩繁的军需与财政亏空,就此在康定县南门开建造币厂,是专为铸造四川卢比而设立的。”
四川卢比在民国5年停铸后,一方面民初所铸成色较高的四川卢比在康定由值二钱五分升为四钱;另一方面川边镇守使陈霞龄趁机大量发行四川卢比兑换券以资周转。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骕见此情景,即呈准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在康定设厂铸币。马骕由成都运入机器,雇佣技工,于民国19年(1930年)5月4日正式开工,当日即铸出四川卢比4000元。
康定造币厂内部组织分事务、工务两股,股下面按工种设段。工务股下面设钢模、融化、捶片、辗片、打坯、印花、机修等段。因无水和电动力,机械运行全凭人工。所用钢模,由一专门师傅雕制,通常一副钢模可用1月左右,钢模损坏即销毁,严禁带出。
康定造币厂由于遭抢、被焚、待料等原因,曾多次停工。由于康藏不出产白银,该厂所需原料,大部分用的是印度银砖,每块重约700两,成色较好,后期亦用银锭之类。所需铜料大部分系西昌铜板,有时亦熔化铜元之类。康定造币厂从正式开工至民国28年(1939年)止,所铸造的卢比特征为侧面光绪像已变形,有衣领、背驼、长头,背面“四”字中间为八字,花纹比较粗糙,中央为一直花(图3),总铸量约340~430万枚,版式众多,头像各异,铸造工艺粗糙,币面多存压印不清。经笔者多枚实物检测,成色多在48.5%~23%间。
雅安造币厂
据传1927年6月,刘文辉占有雅安后,即设立造币厂也曾铸造过四川卢比银币。其版式何样?铸造量有多少?至今尚无依据考稽。
甘肃造币厂
《青海文史资料》第17辑载刘大有《马麟铸造的藏元和加砸铜币》—文中写道:“青海是我国主要藏族居住区之一,它与甘南、川北、西康的藏区联成一起。这里曾流通使用成都、康定造币厂等处铸造的藏元,版面多达40余种,一般早期铸的成色高,而晚期的成色较差”。
“1930年内地已广泛使用纸钞,但青海藏区仍拒用纸钞,只用藏元和内地流通过的各种银元,成为独特的钱币流通区。马麟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期间,曾以掺铜甚多的藏元,套购藏区成色好的银两、银元和珍贵皮毛、药材等。……当时青海工业落后,又不能铸币,所以马麟只好到兰州的甘肃造币厂,为青海铸造了一批上有宣统半身像银质很差的藏元。据《青海通史》记载,在青海省掌握军政大权的马麟,通过宁夏人邓沦(时任甘肃造币厂厂长)的关系,采用铜镶银的工艺铸造了一批‘西宁藏洋’,此钱不仅流通整个青海,而且邻近玉树的康定也有流通。老百姓又把它称为‘马麟藏洋’。尽管它的含银量低,制造工艺粗劣,但交换回了大量的‘印度卢比’,在当时青海抵抗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光绪当时离世已久,故甘肃造币厂选用宣统半身像,背后仍沿用‘四川省造’。甘肃造币(原作者:寇尚民)厂铸造的藏元……虽然它的版式和四川卢比图案基本相同,但是含银量不足50%~10%,成色极差,有些在流通中稍经摩擦就露出铜色,被贬为‘烂脸藏洋’。商人和群众不乐意使用,民国20年(1931年)发行半年后,便被排斥到玉树周边地区流通。1958年被民贸公司以杂铜收购。另曾在甘肃造币厂工作8年之久的金小康先生在《甘肃造币厂纪实》一文中说:‘这种有宣统皇帝肖像的藏元,成色之差,以致露出铜色没法烘洗。’至今这种藏元,在青海、西宁和甘肃的甘南、临夏、天水等地尚可见到。”
甘肃造币厂所铸造的四川卢比(图4),据甘肃钱币学会编《甘肃历史货币》载:“甘肃造币厂还铸有宣统像中圆银币,其特点是头大颈短,帽顶有珠饰,每枚重10~10.05克,直径3.04~3.06厘米,成色极差,含银50%左右,以致露出铜色没法烘洗。”另外,该银币背面“四”字中间为八字,花纹比粗糙,图案字体多存在压制不清,包浆乌黑,中央为一直花,总铸量约480~600万枚,版式众多、头像各异。经笔者多枚实物检测,成色多在45%至“铜镀银”之间。
云南造币厂
云南卢比(图5),重三钱二分,直径约31毫米。收录该币图片的书籍有张永华著《中国银币辞典》、张惠信著《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民著《中国金银币目录》、董文超主编《中国历代金银货币通览(近代金银币章卷)》、钱屿主编《金银货币的鉴定》。以上书中,对云南卢比的身世众说纷纭,主要表现在铸造地各异。有说是云南造币厂试铸样币,另说是云南委托四川造币厂代铸。头像有说是光绪像,另有说是云南都督岑毓英像或清朝官员像。头像左右两边印有英文“YUN-NAN PROVINCF(云南省)”,背面中央印有英文“SILVERCOIN(1卢比硬币)”,周围饰蔓枝花。
云南卢比的现身,曾引起泉界关注,—方认为是“试铸币”,另一方认为是“臆造币”。笔者倾向后者,观点有四:其一,《云南历史货币》《云南近代货币史资料汇编》等资料中,并未发现云南造币厂曾试铸过“云南卢比”的记载。其二,据云南货币发展史知,少量印度卢比流入滇省边境,并未对云南经济等领域构成危险,以“抵制和驱逐洋元侵灌”为由仿铸卢比存有牵强附会之感。其三,当时朝廷仅批准四川造币厂铸造,并规定“各省情形不同,亦不得援案铸造。”就此说明云南造币厂无权仿铸卢比。其四,云南造币厂是最早删除云南龙洋银元“洋文”字母的省份,如果在仿制的卢比中印上
“洋文”,不但不适用藏区行用,更不符合当时的现状。
退出流通领域
在半个多世纪中,四川卢比流通的主要范围是在整个西康藏区、西藏的昌都和芒康、青海的玉树等地。民国28年(1939年),西康省政府实行收回四川卢比,推行法币。其结果是四川卢比继续流通,币制未能统一。
在流通过程中,由于损耗迅速,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50年代四川卢比的流通量大致是:1916年300万元以上;1929年约100万元;1936年200万元以上:1943年400万元以上;1952年约350万元;1956年250~300万元;1958年初约200万元。
1950年3月24日康定解放,中国人民银行除在康定、丹巴、甘孜等县收兑过几千枚四川卢比外,对四川卢比采取了“不收,不兑,不禁”的三不政策,并发出适量的袁大头银元与其平行流通。同时,本着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威信的精神,人民银行紧密地配合着商品的流通,稳步扩大了人民币的发行,造成了人民币、四川卢比、袁大头银元混合流通的局面。
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加之新币印有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易于识别,携带又方便,从而扭转了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造成的“银洋唯一”的传统心理。1958年4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严格管理外国货物和禁止金银流通的规定》布告,全州禁止金银流通。从7月1日起,人民银行对四川卢比“以杂银予以收进”。当时的收兑价是按含银成色分为:一类1元兑付人民币3角6分,二类1元兑付人民币2角7分,三类1元兑付人民币1角8分,红藏洋则不予收兑。据统计,全州人民银行收兑的四川卢比总量约为100万元,到1958年底,流通了半个多世纪的四川卢比,从此退出了康藏高原的货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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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大家服务好,是我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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