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前苏联与我国建国初人民币(2)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杨丽琼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苏联印制唯一的3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3、钞票面额从大变小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
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4、增印十元券 票面不要“兵”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变动。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兹维列夫要求,为保证交货时间,“这个新增的十元稿样送来越早越好。”中方答应,当年第三季度送交苏方。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十元券外,还解释:“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这个照会还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当我方问是否给苏方带来了什么困难时,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终,十元券的版样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我使馆向已几次催促的苏方解释说:“中经数次修改”,“因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重新设计、审批、绘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现在。”当时的立意很明确:战争过去了,要和平建设,要维护世界和平。
5、满洲里交接严加警卫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让中国国内作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还不足的“小兄弟”,苏方确实展现了“老大哥”的风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人民币的交接中出现过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五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九十五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4 13:39:5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