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抢钱----谁抢----抢谁的?--55555

抢(枪杆子)钱----谁抢----抢谁的?
极速货币化：中国金融的幸运和不幸【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2826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不过4.8%，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仍然使货币当局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1980年代初，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词汇，叫做“万元户”，这些当年作为先富裕起来代名词的“万元户”，经过30年的中国金融洗礼，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我们分别选取1981、1991、2001和2007年这四个时点来考察，看看货币可能的变迁途径。第一种：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上述四个时点分别为：500元、1700元、6800元和13800元。因此“万元财富”要跟得上人均货币收入增长，30年前的一万元，大体和现在的27-28万元相当。当然也有另外的货币收入变动口径，例如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看，上述四个时点则分别为780元、2300元、10800元和21200元，这样算下来结果差不多。从业人员的货币工资，在过去的30年间，每10年增长约3-4倍，这实质上就意味着储蓄起来的1万元必然随之贬损。或者说，1981年的1万元，大约相当于当时职工13年的工资，或者家庭人均20年的收入，按照目前工资或收入水平来推算，当年1万元应该大体相当于现在的27万-28万元的水准。第二种，从居民人均储蓄看，上述四个时点居民储蓄总额分别为：523亿、9200亿、7.4万亿和17.3万亿，考虑人口变化之后的人均储蓄为52元、800元、5900元和1.3万元。这样算来，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从上面两种很粗糙的计算看，“万元财富”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大幅度缩水，假定中国有类似美国一样的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国债（TIPS），那么以1981年为定基，四个时点的CPI指数分别为100、199、390、440，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居民早在30年前就能够购买和CPI指数挂钩的国债，当年的1万元到现在也就仅仅4.4万元而已。假定当年的“万元户”采取五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即便考虑到保值贴补，当年存入银行的1万元今天充其量也难超过10万元。例子可能是粗糙的，但结论显而易见：过去30年，钱本身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不值钱”了！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不过4.8%，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仍然使货币当局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一国货币化程度以及相关影响的研究，在国际上兴盛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以后显著降温。国内的先驱研究则是易纲在2001-2003年完成的，易纲测定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货币化进程、汇率变动、货币化和价格变动的关系。为了便利起见，我们不妨把事情说得更直白一些。过去30年，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一个维度是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1980年代初期，可能只有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才用得着钱，并且还得有票证配给，才能派得上用途。当时的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上是公费的。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上述领域大体都货币化了，上学贵、看病贵、商品房更贵。不仅如此，连许多不应该货币化的领域也充分货币化了，举凡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钱都是背后的根本推手。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本身就要求货币当局发行更多的货币，原来“高福利、低工资”的劳动报酬结构，也逐渐向以货币收入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辅的结构倾斜了。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另一个维度是货币发行规模的惊人膨胀。以每年净投放的现金看，1981年为50亿元，2007年则为3300亿元，增长了66倍，流通中现金则从3200亿增长到2.7万亿，这还没有考虑银行卡对现金的巨大渗透和替代效应。以广义货币M2的余额来看，1981年为1.9万亿，2007年则为40.3万亿，增长了21倍，在过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信贷和广义货币的投放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过去10年，中国的M2/GDP比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截至2009年上半年，M2余额达到了57万亿，同比增速28.5%,信贷余额37.7万亿，同比增速34％,流通中现金余额达3.37万亿，同比增速11.5%。中国经济似乎被宽松的货币供给和同样难以遏制的工业规模膨胀所笼罩，经济运行类似于被过度润滑的车轮，快速向前。但是很遗憾，劳动力要素分配在GDP中的占比、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扭曲都已难以掩饰。无论如何，职工收入增长赶不上发钞增长的步伐。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带来了许多幸运的事情，一是货币化能够使得财力实际上向政府集中，不利于持有银行储蓄或中长期国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二是货币化能够使得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不断膨胀，快速扩张不利于银行维持稳健的资本充足率，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周小川曾指出，在2003年之前，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化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产规模的扩张，然后才是治理结构的改善。从过去的30年看，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是政府得以统领经济改革不断向前的很重要的幸运因素。经济金融运行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这往往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博弈过程。就1980年代的万元户而言，如果他沉湎于消费，在当时购入还十分希罕的彩电、冰箱和磁带录像机，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如果他前瞻于保值，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我记得1980年代金价每克大约60-70元，目前大约270元，增值不到5倍；如果他当时买入大米并假定大米可长期不变质，那么30年间，每公斤大米的价格已从约0.5元上升到约3.5元。即便选择储蓄或者国债，在货币化的侵蚀下，30年来币值仍然会被消蚀2/3。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虽然已经持续了30年，但很难想象它还能再持续30年，金融体系的过度银行化以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过于显赫的地位，都可能使技术创新迟缓、结构调整不畅、收入分配改革难以得到真正关注。更令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企业甚至居民都已经在三十多年的切身体会中，注意到了运用“长期金融负债”去对抗甚至去利用快速货币化，其基本理念无非就是今日之财不是财，明日之债不是债。在我看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向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回归，使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货币供应保持相对稳定合理的关系，货币政策工具也应不拘泥于所谓间接调控，而应该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并举，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兼顾，并关注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异常变动的可能风险。（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
已经七万亿，然后如何【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2483就今年而言，全年信贷能控制在9万亿-10万亿的难度已较大，但更棘手的挑战在于，如何控制接下来两年的信贷增长？新建在建项目总体投资规模如此之大，越来越多的贷款只能用借新还旧来维持差不多每两周，这些人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集中在一起，他们可能是官员、总裁或者学者，但在这一刻他们只是为了讨论中国金融改革的问题和政策而来。自己拿起桌牌挑选自己喜欢的座位坐下，没有主次排序；想发言的时候，按照竖起桌牌的顺序依次发言10分钟；发言常常被插话或被补充，发言者可能是谢平、哈继铭或者李迅雷，或与会的任何一个成员，讨论通常激烈甚至针锋相对，然后散去，没有媒体没有功利，这就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风格。在过去的一周，我们讨论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趋势，和往常一样争论激烈。概括一下，大致的共识是这样的：一是相信中国经济已能持续复苏，其中第三季度GDP增速可能超过9%，第四季度可能超过10%；二是相信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必要性已逐步弱化，四万亿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已足够；三是相信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不是大问题，今年要到第四季度CPI和PPI才有转正的机会，2010年全年，考虑翘尾和新增因素后CPI有望在3%-5%左右，不会是大麻烦；四是相信目前的资产价格可能会继续膨胀，膨胀的后果取决于实体经济创新和转型的力度。但是分歧也非常明显，一是对资产价格是否泡沫化的争议，有的认为目前资产价格处于“超级泡沫”的早期，有的则认为从估值角度看资产价格仍属正常；二是对宏观调控，有的认为复苏基础不稳，政策仍需持续宽松，有的则认为即便目前着手收紧信贷也已为时过晚；三是对经济复苏的代价看法迥异，有的认为即便没有经济刺激方案，中国经济也能V形反转到8%以上，有的则认为直到现在，为保增长政府仍不应收缩投资力度。尽管共识和分歧同样明显，但中期政策建议却是类似的，一是强调劳动力一定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据更高份额，藏富于民才能启动内需；二是强调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一定应获得更大扶持，大项目一哄而上国企忙着搞房地产，无助于产业转型；三是高速信贷投放一定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持续压力，需要高度警惕。上半年，新增信贷投放已经7.37万亿，然后如何？等待我们的后果是什么？一是再争议经济是否V形反转已几乎没有意义。尽管目前许多经济指标之间出现混乱，例如信贷增速和GDP增速的差异，工业增加值和用电量的差异，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增长之间的差异等等。但巨额信贷刺激和去库存化的速度，决定了V形的强劲，预期下半年GDP增速极有可能超过10%，企业盈利将在第四季度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和货币双宽松的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至迟在9月份应予调整，以使经济复苏的代价保持在理性限度之内。二是即便目前立即调整信贷也已错失了最好良机，但接下来的任何时间持续温和收缩信贷都是必要的。回顾过去的20年，除目前之外，只在1991-1997年，以及2003年SRAS时期出现过超高速信贷增长。信贷投放的惯性决定了其压缩难度。1994年开始治理整顿后，中央政府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到1997年才将各口径货币投放增速纳入到基本正常的轨道。就今年而言，全年信贷能控制在9万亿-10万亿的难度已较大，但更棘手的挑战在于，如何控制接下来两年的信贷增长？新建在建项目总体投资规模如此之大，越来越多的贷款只能用借新还旧来维持。三是超量宽松的信贷风险已比较明确，不明确的只是风险将隐性爆发还是显性爆发而已。就信贷投放而言，增速超过20%，必然意味着商业银行在贷前、中、后各个环节的巨大压力，毕竟这意味着每5－6笔贷款就有一笔是对新客户新项目的。就新建项目而言，如果是工业项目，我不太相信这些项目有什么创新和良好盈利前景，从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到项目得到各级政府和银行审批，短短3个季度能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技术创新？如果是基础设施项目，即便从长期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错，我也并不相信其能够在短期内带来良好经济效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信贷长达30年甚至以上，商业银行如此史无前例地接入超长期信贷无论如何值得警惕。和1997年之后信贷资产不良的短期集中爆发不同，这次银行业的不良，更可能以长期隐性的方式逐步暴露和消化，更可能和国有经济重新铺摊子、地方政府和银行关系重新行政化为信贷风险的典型特点。四是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不断涌现风险不断积累。有研究表明，目前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数已超过一万家，其中70%为县级政府所有，这些平台往往注资和抵质押物不实，可能套取了这轮信贷投放增量的40%左右。地方政府负债风险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其让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融资，不如加速市政债券的试点和发展，由中央财政代理地方发债，从短期看可能节约了筹资成本，从长期看却可能扭曲银政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债的风险不能通过合理定价来覆盖。目前已有必要对各种融资平台进行分类统计和有序清理。已经七万亿，然后如何？我的建议是：事已至此，接下来数年可能信贷都已难压缩，那么我们就需要意识到：一是资产价格可能持续膨胀，尤其是房地产固有的产销周期，可能会使得2010年供求矛盾更突出，需要通过加速IPO、加速供地、整顿市场秩序的方式来努力平抑和引导资产价格。二是尽管银行监管当局已经持续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拨备覆盖要求，但银行监管显然难以为新一轮信贷不良或者系统性风险兜底，从现在开始任何时候调整收缩信贷投放都是必要和恰当的。三是经济刺激力度已足够，对新项目的审批应放缓并从严；对在建项目适当放慢投资节奏。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尽量避免大面积半截工程的出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GDP增速可能超过9%，而同时，由于中国的CPI大致取决于农产品（尤其是食品）价格的指数，PPI是大致和美国PPI同步取决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数，因此2010年CPI可能在3%-5%左右 ,而PPI也相当温和。如果误以为2010年这种局面是高增长低通胀的好事，而忽视了其背后的信贷投放宽裕、结构调整迟缓、粗放增长依旧的沉重代价，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论何时，宏观调控都无法取代改革本身。（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
探秘新农保方案【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2471尽管备受瞩目，但新农保方案依然云遮雾笼，南方周末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位参与制度设计的中央部委官员。口述：一位参与制度设计的中央部委官员记录：南方周末记者 唐永林养老金由三部分构成：国家发的基础养老金、集体补助和农民自己缴纳的费用。农民要交多少钱？会给农民一个固定缴费档次，让他们自己去抉择。以当地县级行政区上一年农民人均收入为缴费基数，原则上费率为4％～8％，农民自愿多缴不超过15％，具体标准由当地政府确定。国家补贴多少钱？目前的方案，基础养老金是每月55元，(也就是高官的1支烟钱---感谢GCD)各个地方可以提高，不能降低。但是还需要征求各省的意见，之后还要开一次全国会议，最后报国务院定。所以最后到底能够发多少，仍难确定。对国家来说，虽然财政收入确实不如往年那么好，但这个钱是必须拿的。而且，因为是逐步试点，不会一下子增加很多。比如说，一个月55块钱，一年660块钱。农村一亿老人，全覆盖也就是660亿，不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的2％。况且我们现在是10％试点。看起来，钱不是问题，现在基本上没有很成问题的问题了，因为国务院已经做出决策了，下一步就是工作落实的问题。要农民得到实惠，最起码的各县、各乡甚至各村，整个管理体系需要到位。过去的老农保确实有缺陷，就是没有明确各级政府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时我们的认识、能力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不要说农村，城镇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老农保就是失败。老农保从1991年开始探索，积累了经验，没有这个经验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农保。在这次的方案中，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养老、医疗是任何城乡居民都可能发生的生存风险，既然是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各级政府都应该分担这个责任。无论农民到哪儿，中央给的是不会变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的基础上提高当地养老金的标准。但是地方的差异没办法，中国本身的发展就是这样，不得不承认。作为养老保险政策，这个政策本身不涉及土地问题。虽然这个政策确实能在土地保障之上，提高农民的保障能力。但是我们也认为，即使是有了养老保险，也不要去改变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的土地承包出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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