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密档案：前苏联与我国建国初人民币(2)

解密档案：前苏联与我国建国初人民币（2）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杨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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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印制唯一的3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

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4、增印十元券 票面不要“兵”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变动。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兹维列夫要求，为保证交货时间，“这个新增的十元稿样送来越早越好。”中方答应，当年第三季度送交苏方。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十元券外，还解释：“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这个照会还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当我方问是否给苏方带来了什么困难时，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终，十元券的版样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我使馆向已几次催促的苏方解释说：“中经数次修改”，“因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重新设计、审批、绘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现在。”当时的立意很明确：战争过去了，要和平建设，要维护世界和平。

5、满洲里交接严加警卫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让中国国内作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还不足的“小兄弟”，苏方确实展现了“老大哥”的风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人民币的交接中出现过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五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九十五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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